野兽按：在网上只找到2005-2007年的评选结果，难道“中文十大好书”评选是从2005年才开始的吗？有知者请告我。
　　
　　《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YZZK）创刊于1987年12月，在香港编辑发行，是全球第一本、且是目前唯一一本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亚洲周刊》为全球华人提供每周最新的区内及全球时事资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及华人的价值观报道和分析新闻，也是国际华商的资讯平台。《亚洲周刊》涵盖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广获全球华人关注，尤其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区。《亚洲周刊》以中文报道新闻资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文为要求和标准，为使用不同方言的各地华人读者构筑文化桥梁。
　　
　　《亚洲周刊》总部位于香港柴湾嘉业街18号明报工业中心。
　　
　　2005《亚洲周刊》全球十大中文好书
　　
　　《亚洲周刊》/章海陵
　　
　　进入新春，回望旧岁，浮上心头的不只是过去一年的人与事，还有墨香袭人的书籍。尽管近来中国大陆言论审查更趋严厉，但「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鲁迅语）。二零零五年的中文优秀出版物，无论在追寻过去，还是抓住当下，或是前瞻未来的方向上，仍显示了全球华人知识界可贵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份承担。这也是二零零五年中文好书特有的历史烙印。
　　
　　亚洲周刊评选的二零零五年中文十大好书是：徐晓的《半生为人》、阎连科的《丁庄梦》、哈金的《战废品》、章诒和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王安忆的《遍地枭雄》、黄锦树的《土与火》、刘心武的《红楼望月》、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和南方朔的《回到诗》。
　　
　　徐晓把她的《半生为人》献给已去世的丈夫、启蒙导师赵一凡和老同学刘羽，也通过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群体过去岁月的追述，拷问内心世界，反思民族精神，更再现八十年代初中国现代化极为关键而珍贵的历史变迁。长身体时碰上大饥荒、受教育时遇上文革的徐晓这一代人，寻找迥异于「革命接班人」的独立人格，要吸收「毛泽东思想」以外的真理。徐晓说，「崇高与神圣……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她谦卑，是因为在中国大地矗立着一批舍身取义的平民英雄，「有林昭在，有王申西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徐晓告诉人们，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中国平民阶层曾飘扬理想主义不灭的亮丽火焰，那也是集权制度下个人自由与创造力的光芒，岁月不可能将它们湮没。
　　
　　曾是大陆军方创作员的阎连科，怀着沉痛得「几近崩溃」的心情，向二零零五年的中国文坛交出小说《丁庄梦》。书中揭示河南艾滋村悲剧的两大源头：愚昧与贫困。八十年代中期，在政治动员的压力下，贫困的丁庄农户加入了卖血行列。对极度贫困的村民而言，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导也不再起作用，而仅数百户人家的丁庄竟出现十几家「公家」单位的血站和多家私人血站。十年后艾滋病爆发，原因是，采血方不肯更换抽血针筒及共用止血棉球。针筒与棉球的成本在巨大利润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在贪婪的秤盘上却重于泰山。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和生产关系及人民利益」的党政机关提倡卖血，却放弃监管，无异于犯罪。受害村民格外贪恋生命，寄望于「新药马上就要到了，打上一针，病就没有了」的传言，并追问「马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是不过多久」，「不多久是多久？」「就是没几天」，「到底是几天？」在悲苦而绝望追问的背后，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丁庄梦》是一尊「血碑」，它像数千万人消亡的大饥荒那样，将定格于中国历史的永恒记忆之中。
　　
　　战俘遭遇残酷政争
　　
　　旅美华人作家哈金一九八二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八四年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九二年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他反思战争、追问人性的英文长篇《战废品》（War Trash，前译《战争垃圾》）曾受到英美读者激赏，被《纽约时报》评为二零零四年的十大好书，中译本由季思聪执笔，赶在二零零五年底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难以面世。评估战争常把有血有肉的人简化成数字，而文学却发现统计数字里铺排着阵亡军人的枯骨，凝聚着战俘的血泪。《战废品》是一部讲述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苦难遭遇的书，主人公俞元腹部剌青* Communism（操共产主义），回国后被删去几个字，巧妙地改为* U.S.（操美帝国主义），标志着被俘者的命运变迁，更显示了残酷的政治黑色幽默。在战俘营内，为争夺战俘去向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势力斯杀搏斗。政治光谱右左两极的国共双方，思考方式竟惊人地相似：阴郁、冷酷、不择手段，无视个体生命的尊严，尽显政治绞肉机的本色。主人公俞元表示，「我敢说，国民党是因为太缺人了，才不得不把战俘当宝贝；而共产党把我们拉回大陆，只是为了保住脸面」。二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中六千人选择回大陆，其中包括曾有过犹豫的俞元。战俘在异国吃尽千辛万苦，有关部门却以祖国的名义审查他们，责问为何被俘而不是阵亡？战俘在西方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而在中国却被视为叛徒，这种人格摧残不是比敌人的侮辱残酷千百倍？僵化教条的价值观何其野蛮愚昧！读者与主人公感同身受，一道欢笑与悲泣，也一道思考，这是文学的魅力。
　　
　　国宝大师千古绝唱
　　
　　二零零五年，章诒和推出《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护送京剧大师马连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的英灵，回归《最后的贵族》（大陆版书名为《往事并不如烟》)人物画廊。互联网上曾有人抨击作者对体制怀有刻骨仇恨。但章诒和长年敬重、爱戴着体制内官员、延安年代老干部张庚，景仰他坚定朴拙的人格底色。张庚肯定「问题」传统戏《目连传》主人公罗卜，赞扬他劈山救母的坚韧意志。至于戏中的「反面人物」刘青，张庚说她游十殿阎罗，受尽惩罚，浑身是血，她质问：「我不就是吃了几块肉，为什么受这样多的惩罚？有些人为非作歹，却享尽富贵荣华？」不能不让人联想集权体制下的万千牺牲者，及他们「泪眼望青天」的追问。
　　
　　马连良又是何等光彩照人！他是*勋卓着的国宝级艺术家和京剧改革家，艺术上光芒万丈，他的苦难却超过《最后的贵族》中的任何一位。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来抄家，马连良家的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主人瘫坐在厕所地上，脸上身上全是伤。他在舞台上，举手抬足全是戏，赢来满堂喝采，此刻「连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马连良家的四合院今天成了一家餐厅，尽管布置典雅，但「怎么看都似乎都透着一缕凄怆，令人联想到北京秋日里不肯隐去的如血残阳」。作者写道，「杜宇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虽啼血，却深知那东风，是再也唤不回的」。这是浸血透泪的不同凡响的文字，写反右与文革大悲大痛，但不流露半点哀怨，热烈与冷静融贯一气，鲜明而独特的风格，是过去的「伤痕文学」绝难望其项背的。
　　
　　指点江山枭雄本色
　　
　　王安忆的长篇《遍地枭雄》，讲述三个劫匪与一个迷魂者亡命天涯。反面人物匪首拥有非凡智慧，思维缜密，出口成章，更具性格魅力，吸引喽罗们同生共死。但干尽不齿勾当的匪首，却自认是万世雄主，心头激汤指点江山的「豪情」。精神具有个人属性，也诚如俄国民主派作家赫尔岑所说，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称它在，它就在；认为它不在，它就不在。但匪首精神成长的轨迹却清晰可循，那就是中国改革中农村衰败、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笑贫不笑娼」的重大失误。八十年代中期的电视辩论中，为小奸小坏诡辩的喝采鼓掌，对忠厚正义的无情嘲笑，也足令主人公怀才不遇的郁闷发酵、蔓延、加速败坏，加上个人对成吉思汗、朱元璋和毛泽东这些「伟人」的长年仰慕，岂能不引发病态的自恋？《遍地枭雄》不啻是一声悠远而苍凉的警世钟。
　　
　　近年文学受冷落，小说家意兴阑珊，而赢得尊敬的是旷日持久、心无二用、辛勤笔耕的作家。黄锦树就是这样的文学人，近年他已被台湾、大陆和大马学界称为「当代马华文学最重要的点火者」、「他方块字的种籽让我们一唱三叹，感慨万千」、「为华文文学增添不少版图」、期望他「对人性有更宏观的体察」。黄锦树二零零五年推出的短篇集《土与火》里，写地震、异想、雨林、原乡、色情、欲念、流浪、灾疫、残虐和战争，文字的五彩笔简直就像挥动自如的魔杖，令读者敛声屏息地紧张阅读，又时不时爆发大笑。譬如，书中描写贱民阶级的印度女人，「在床上，她真是个绝色」；「搞到我都想化为女身，为她生十几个孩子」；「真不愧是湿婆之后，古老文明。有此神器，别说是人，神都生得出来。难怪她们创造出那么多神」。《土与火》里篇篇都写得认真、厚重，字字句句都灵气飞扬，尽显作者的难得文学才华。
　　
　　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发韧之作《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近年醉心「红楼梦研究」，更亲赴电视台为观众评析这部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伟大小说。刘心武从「金陵十二钗」中最神秘的一位秦可卿入手，解剖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政治。二零零五年，他的《红楼望月》问世，这是极具学术份量的专门着作，又是带给读者酣畅快意的「大散文」。书中分析贾链在悍妻王熙凤生日那天跟鲍二家偷情，「不仅是肉欲旺盛，追逐皮肤滥淫，而且，也是对平日在王熙凤那强悍性格压抑下爆发出的一次大反叛、大发泄」。这种淋漓尽致的文字表述，正是小说家刘心武「文学即人学」的悟性与流畅文笔的「绝活儿」。但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引来学界的质疑，认为他不懂学术规范，更有人痛斥他研究秦可卿，「与富人们造楼包养女明星有异曲同工之妙」，「引导读者和观众跟着往无聊、虚无的****文化中沦陷」。刘心武反击称人格尊严受到玷污；更伤心地表示「英国人直到今天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不明白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普及经典名着怎么就是文化腐败呢？」
　　
　　香港作家董启章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清晰的时代意识，梳理自身和家族的历史，也带出香港的人文脉络，作者的充溢才气甚为瞩目。在书中，不约而同迷恋金属饰物的一对恋人，在心灵与身体坦然相见的时刻，解下各自的饰物坠子，竟然一个是锣栓，另一个是锣帽，「早就坚信它的另一半在哪里」的双方，「捏着属于自己的一半，拼合在一起，沿着纹坑的轨迹，旋进去，直至最深，直至尽头」。全书结构像一部二重奏，作者一方面以写信方式，回溯上几代香港人的人生历程；另一方面，对收信人香港少女栩栩、另一位生于大陆的香港少女如真、及作者个人生命现状作精致描述。董启章的灵感来自一本中国古代奇书《天工开物》，作者为明朝文人宋应星，介绍三百多年前的农业与作坊技术，文字的详细解说及古朴生动的插图，令作者发现自己的文字工厂与该书之间有「潜在关系」，令他顺畅写出这部华丽多采的二重奏，再现了正直与扭曲的价值观、过去与未来、生命史与心灵史。作品忧伤而优美，文字从容大气。这是经典作家才具备的语言*力，也是香港终于修出的文学「正果」。
　　
　　引人入胜文学魅力
　　
　　二零零五年，台湾作家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受到两岸读书界的重视。翻开这部书，「故事」果真扑面而来，好听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扫评论文章的沉闷。唐诺的「强项」不在记忆力，而在谈天说地的「随意性」，尽管叙说主线不离书、阅读与写作，也谈政治，但唯其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才能谈出创意与精采，道出真理。譬如，唐诺剖析社会走向自由开放，「无可避免地搞出一票让你惨不忍睹的烂书来」。这些制作快捷的烂书投合庸俗的市场机制，在书店占据最好的位置，就像不良少年「杵」街头的显眼处，令你兴趣索然，黯然退避。不过，唐诺力劝读者要坚韧、要勇敢，要像坚持看到美丽坚贞妻子的尤里西斯那样，不被怪兽吓倒，不受海妖诱惑，「走向那不作声、不叫嚣、不搔首弄姿的寂寞书架的一角」。
　　
　　二零零五年与读者见面的《回到诗》，是台湾评论家南方朔第六本读诗笔记，原来他同时也是英美诗、中国诗和日本诗的资深监赏者。南方朔近年穿梭两岸三地书展作演讲，他的学问、文字和情怀，像指南针那样顽强指向当下，展示普世关怀，也流露浓郁诗情。他关注新一代人的成长，批评台湾青少年要酷要帅，「再怎么穷也要……」，最终刷爆信用卡，「遂有了卖护照和卖自己的恶果」。他告诫恋人，「爱情固然有乐的成份，但翻脸分手，却难免另成一种故事，尤其是不纯的爱，那种分手的故事就更难看」。南方朔一贯乐于跟朋友、跟天下人分享读诗心得，他提倡众人在日益忙碌之际，「回到诗，回到诗的世界」。因为诗是感性与视野的凝聚，是心灵的智慧，是价值和未来的立法者。
　　
　　二零零五年涌动的书潮中，也有不尽人意甚至非常不尽人意之处。这是许多人流连两岸三地书展，郁闷不时袭上心头的原因。但是，在浩如湮海的出版物里，好书绝不会失去踪影，犹如有强劲而美丽的音符，会从杂乱无章的交响乐中穿透出来，直取你的心灵。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8-3-12 16:54
　　
　　2006亚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说揭晓
　　
　　亚洲週刊章海陵/全球中文小说以具体的成就反驳了西方汉学家指称「中国现代文学是垃圾」的观点。中国大陆小说家闯进敏感政治的雷区，题材多元化；「小资」作品以成熟姿态崛起文坛；创作流派方面，现实主义强势回归，但写作技巧多样性，更佐了中文创作的蓬勃生命力。
　　
　　当时序进入二零零七年之际，亚洲刊回顾二零零六年度中文小说的成就，要把它们定格在「当下这一刻」的时间座标上，来发现大时代变幻的徵候。管稍早前德国汉学家顾彬酷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这一大不敬的评语也得到一些中国网民的同，但我们却发现，完全不必对中国当代小说感到悲观，因为恰恰在这一年，中国不少作家突破政治禁区，以小说的形式大胆闯进敏感政治的雷区，题材多元化让人惊艳；城市「小资」作品以成熟姿态在文坛崛起，展示文革後成长的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其内涵的丰富与深刻绝不下於他们的「老三届」父辈；至於创作流派方面，现实主义强势回归，但写作技巧上众声喧哗的多样性，更佐了中文创作的蓬勃生命力。这一切都显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小说的不同凡响，以具体成就否了德国汉学家的「垃圾论」。
　　
　　亚洲刊评选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十大小说：（一）李锐的《太平风物》（大陆）、（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美国）、（三）胡发云的《如焉》（大陆）、（四）苏伟贞的《时光队伍》（台湾）、（五）余华的《兄弟》（大陆）、（六）苏童的《碧奴》（大陆）、（七）莫言的《生死疲劳》（大陆）、（八）安妮宝贝的《莲花》（大陆）、（九）英培安的《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新加坡）和（十）张大春的《战夏阳》（台湾）。
　　
　　不得不遗憾指出，这次评选中文十大小说，香港作家从缺，原因如文学评论家郑树森对亚洲刊所说：「二零零六年香港小说创作乏善可陈，因为新老作家青黄不接。」
　　
　　小说是镜子，更是水晶球，可聚焦宏观的中国，可尽显人心和社会的细微。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就是这样一颗水晶球，但读者先看到一把锯齿镰刀，它是首篇小说《镰》的道具小说主人公陈有来就用它把村长兼村支书的脑袋割了下来，「没想到割玉茭，割荆条的镰，割起人头来也是这麽快」。
　　
　　陈有来把用井水洗净的人头放到桌上，开始跟它面对面，一如同西方着名歌剧《莎乐美》中的情节，但全无借用或雷同的感觉。杀人者与死者关中的阴郁、惨烈和惊心动魄一一透析出来，「我要是不割了你的人头，就永辈子也别指望和你平起平坐讲事情」。中国农村权势者的恣意骄纵，弱势者痛苦无助、「与汝皆亡」的绝望，被看似平静的寥寥数语勾画出来。
　　
　　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及全球华文作家已越来越成熟，他们懂得如何把集体的中国经验，与个人的文学经验融於一炉，综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与痛苦，作出深刻反思。
　　
　　曾是解放军舞蹈演员的旅美作家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这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中，歌颂民间的旺盛生命力、崇高人格与博大智慧。书中写道，地委书记老丁下乡问及一个名叫孙怀清人士的下落，才知道这个不止一次慷慨资助过革命的人，早已遭到当地政权的处决。消息令这位早年的政委、当时的借贷经手人惆怅不已，久久叹息。
　　
　　革命受到正义追问
　　
　　然而，地委书记怎麽也没想到，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革命同情者遭到枪决，却又被儿媳妇王葡萄从刑场死人堆中救了出来，把他藏匿於红薯窖，细心照料数十年。恐怖年代人头滚滚落地，王葡萄却惊天地、泣鬼神，救出亲人，并发出严肃追问：革命可以不讲温情，难道也可以不讲信义？
　　
　　当下，长篇小说宏大叙事及与读者展开透彻淋漓对话的传统正不断削弱，但郁闷的文学爱好者却从胡发云的长篇《如焉》中，嗅到前所未有的清新之气。学者傅国涌说，「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我想那就只有从《如焉》开始」。
　　
　　《如焉》的视角囊括胡风事件、反右斗争、六十年代初大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异化论」论战，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跨世纪激辩及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而最吸引读者眼球与心灵的，是神州的互联网热，以及新一代权贵的杂心态。他们忧心互联网「掘坟鞭尸」，把左祸造者所有劣迹「千秋万代地保留下来」，并极速传递和，不仅扰他们父辈的安宁，更给他们後人留下尴尬与不堪。
　　
　　台湾文坛也有可喜成就。重量级作家苏伟贞创作上沉寂已久，二零零六年推出长篇新着《时光队伍》，诠释「尊严死」的命题，犹如演奏一部激昂的生命交响乐。主人公张德模是作者罹患食道癌的丈夫，他亲自拔掉鼻胃管和氧气管，毅然迎向死神。面对「生的不堪」，他仍然维持怡然身段，「病之将死，馀之为风格也」、「死亡既然被定，又何必悼亡」？苏伟贞在「再想像」的空间中，重塑「纯种男人」形象及珍贵背影，将它们放进水晶瓶仰视，同时也造就了一道光芒万丈、完全压倒死亡的生命风景。
　　
　　一九四九年数百万国民党军政教人员进入台湾，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的苏伟贞等人，拥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认同中华文化。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在台湾颠沛流散，花果飘零，不断受到台独势力「去中国化」而边缘化。他们进入中原大地寻根，由於长期的政治隔阂，又受到另一种边缘化。作者在《时光队伍》中惊心动魄写到，台湾外省人到贵州寻亲，热泪盈盈，柔肠寸断，枯等十天，当地邮局竟故意扣压电报，情何以堪！
　　
　　余华在文革一九六六年爆发时才七岁，但他的长篇《兄弟》对文革的描述，已令成千上万过来人惊不已。《兄弟》超越过去同类作品的格局，不再单纯表现文革的残酷，而是思考浩劫的根源，也华人性的光辉。《兄弟》下部二零零六年上柜後，出现好评如潮、恶评连连的两极化现象。
　　
　　读者关注苦难孤儿李光头和宋钢，以为他们会迎来命运更好些的安排。但世间却无苦尽甘来的定律，相反，苦难在更多场合会绵延持续。宋钢贫病交加，逆境中产生「什麽事都可以做」的妄望，最终卧轨自杀。李光头不择手段，一夜暴富，坐在镀金马桶上神往太空，身心丑陋不堪。
　　
　　《兄弟》上部歌颂文革中平民理想主义激情和气节，下部揭示文革浩劫後的犬儒主义浪潮，写尽社会种种怪现状。不过，无论是展示个性放纵，还是揭露玩世不恭，都变奏出对政治教条的嘲讽。譬如，村中嫖风炽盛，妓女接待老当益壮的嫖客觉得吃亏，自嘲当「活雷锋」；嫖客为扩大放纵日围，涵盖中外传统节日，也囊括五一、七一和十一等庄严的政治节日。
　　
　　其实，不是余华一个作家懂得嘻笑怒骂，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精於藉创作开拓思想空间，争取言论自由，在文学情境中测试政治戒律的底线。精神上的自由才能一扫作家的愁眉不展，令他们满目生辉，运笔如飞。
　　
　　「孟姜女哭长城」已是耳熟能详的中国神话，但被作家苏童重构为长篇《碧奴》。依然是女主人公为修长城的丈夫送寒衣，抵达後才得丈夫死讯，但柔弱的碧奴却从无功而返的尴尬中，演化出轰轰烈烈的抗议，宣正义和愤怒。哭声唤醒周遭萎靡已久的冤魂，於是天地万物跟着一道哭，「魂烟大雾般地漫上来，整个山谷沐浴着一片泪水的白光，云和风在半空呜，树和草在山坡上饮泣，石头、青砖和黄土在城墙上垂泪不止……」。在哭声中山崩了，地也裂了，长城塌陷了。
　　
　　在中国，哭声历来暗藏文学元素及催生惊天事变的力量。碧奴最终哭倒的不是长城，而是秦王朝的暴政。一九七六年，中国百万民众不顾当局禁令，在天安门广场哭悼深得民心的总理周恩来。像碧奴那样，广场民众从哭声中抽离了绝望、恐惧和暴躁，代之以勇敢、坚定、从容镇定，喊出「我哭豺狼笑」、「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返」的正义最强音。人民终於彻悟，「哭」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踩踏的忍受底线。只有「哭」，能让人们打掉温柔敦厚和忍辱负重，中止对权力者的膜拜与恐惧。「哭」是不服从、不驯服的讯号，是生命开端的真正象徵。正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的众声喧哭定了四人帮的覆亡。　
　　
　　近年，曾具军旅背景的作家莫言思考与技巧都进入极佳状态，才气澎湃。他的文字行云流水般活泼顺畅，幽默诙谐已可与俄国文豪果戈理及萧洛霍夫媲美。莫言二零零六年出版的长篇《生死疲劳》，围绕「土地」的沉重话题，再现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激荡风雷，追索农民不幸的源头，五十五万字仅四十三天就写出。
　　
　　《生死疲劳》主人公也是一位有财富、无罪恶的富人，土改中遭枪决。但他的生命经作者魔幻现实主义的魔杖点石成金，由「人」进入当马、当牛、当驴等的轮，继续生活於故土，也不与亲人分离。他虽不能说人话，但他能用眼观察及用脑思考人世间的一切。
　　
　　如果说，在莫言《生死疲劳》中飘动着缠绵的人性微光，那麽在安妮宝贝的《莲花》和英培安的《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书中，飘动的是人性眩目的火。大陆和狮城这两部作品都宣示了一个真相：人要获得温饱，也要追寻生活价值和意义，论生命存在的合法性。
　　
　　安妮宝贝早前活跃於互联网，後来携《告别薇安》、《二三事》等作品登上文坛，引起轰动。她博客网站的点击人数也颇为壮观。二零零六年，安妮宝贝推出长篇小说《莲花》，优美文字震撼各年龄层读者。书中写一对生於七十年代的男女小资，非恋人关，但生死与共，结伴穿越雅鲁藏布江河谷，去凭一个名叫内河的奇女子的英灵。内河是到西藏教当地孩子学英文与地理的志愿者，一天为救孩子被泥石流走，化为永远沉默的青山。
　　
　　生於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由於文革、家庭出身、阶级斗争、书籍匮乏等突然在中国消失，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但也被指为「迷惘」、「沉溺自我」；「还没展开追求，就已经放弃；还没开始长成，就已经衰老；还什都不知道，就已经什都不相信」。但《莲花》却告诉世人，追寻爱情的本质、生命的意义，无论哪一代都避不了，必须付出代价，必须为之兢兢业业，含辛茹苦。书中命运多舛的奇女子内河，人生路和心灵史都极其丰富，归宿也英勇悲壮，真是催人泪下。
　　
　　新加坡作家英培安，二零零六年向华人文坛奉献长篇《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他在写作手法上一向求新求变，对小说结构更是匠心独运，尽显才子型作家执着耕耘的创作状态。这小说是一个奋斗者和探索者的传奇。主人公父母失和，小时候是「二等学校」的华校生，成人後是求职万难的「二等公民」。但他在传媒界出人头地，下海经商再攀成功巅峰，但六十岁後却坠入失败深渊。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主人公过着非常独特的精神生活，即使最堕落的时刻，也在审视内心。
　　
　　缠斗不已的灵与肉
　　
　　主人公秘密的自问自责幻化出另一个「我」，在书中就叫「我自己」，它情操高尚，不停地提醒、规主人公，并引致双方缠斗不已，最终决裂。弥留时刻来降，双方这才发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灵肉共同体。
　　
　　长期以来，在华人创作圈「拷问良心」一类题材彷被自设禁区，甚少读到像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复活》及《伊凡．伊奇之死》之类作品。英培安无疑为华人文坛填补了这一空白，学界与读者大可感到欣慰。
　　
　　小说吸引读者的，究竟是迷魂故事连环套、主人公的心灵，还是文字的精魂？二零零六年中文小说还展示了华人作家追求叙事多元化的大趋势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台湾张大春的笔记小说《战夏阳》，文字极有特色，时而活泼张，时而典雅淳厚，传神细腻的文学白描比比皆是，譬如，「老姑姑两张眼皮向上一翻，露出一对晶光灼灼的眸子」、「但见那丫环向空一甩双袖，作了个揖，外罩的长裙已经在瞬间脱了去」等；透着学理逻辑、简洁有力的精美论述也俯拾即是，譬如，「无论投靠哪一边，都不具备道德的正当性。而道德评价却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夺的」。
　　
　　近年，中国大陆学者登上电视台讲评古典名着，千万观众如如醉。其实，该领域的真正先行者、醉心创新又卓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台湾的张大春，他讲述中华文化中的战场、官场、考场及民间的奇闻与轶事，诗词文史融於一炉，向目不暇给的读者传送巨大的阅读美感。■

2007年中文十大好书揭晓

亚洲周刊章海陵／二零零七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的特点是，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尤其这一年的“余英时热”、“明朝热”与“孔子热”，显示中国知识人自觉整理、提炼和阐明文化价值，把生活的漫天烟尘化为思想朝露。

仅仅一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二零零七年初的****行动，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显得陌生。但是，****事件所引爆的反弹、昭示的意义，却形成这一年全球华人非小说出版物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而绝非只具宣传意义的民主口号。

亚洲周刊二零零七年中文十大非小说揭晓：（一）、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美国）；（二）、樊树志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国大陆）；（三）、萨苏的《国破山河在》（日本）；（四）、章诒和的《云山几盘江流几湾》（中国大陆）；（五）、王小强的《摸著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六）、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台湾）；（七）、李零的《丧家狗》（中国大陆）；（八）、林博文的《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美国）；（九）、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香港）；（十）简媜的《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台湾）。

●旅美史学家余英时为抗议五＋一·五－一，拒绝再进入中国大陆，可是他的禁足之地近年却掀起“余英时热”，他的著作甚至全集受到中国大陆市场与学界的肯定。余英时认为，文化价值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和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引导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民族精神出了大问题，首先应追问知识人的严重失责。

今天，当人们为中国大陆的贪污腐化、寡廉鲜耻痛心之时，都会想起，余英时在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就提出过这一告诫。余英时今天更寄望中国知识人的历史担当，以独立的文化精神对抗政治的暴戾。

●追问历史，推动民族与时代的进步，尤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近年，中国出版界爆发前所未有的“明朝热”，并且隐约间与当下中国政治比较。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樊树志的专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写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俭遗恨有多深，更有现实意义。他在跟命运抗争，而这命运的化身却是一个文盲兼流氓的太监魏忠贤。朱由俭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痛苦屈辱地消耗著自己，唯一的理由居然是不让魏忠贤对他起疑心，争斗之曲折残酷，极有声有色，极具政治智慧。然而，反贪腐行动太晚了，明朝覆亡却不可抗拒地临近了，朱由俭在位毕竟只有十七年，艰苦拔掉奸臣的胜利，换来的只是历史的叹息。

●中国文史领域，常闯入“玩票”写手，他们以流畅文笔、幽默诙谐及独特创意令专家刮目相看，更赢得读书圈热烈的掌声。任职于美国驻日公司的网络工程师萨苏，博客点击量高达一千六百万，被评为二零零六年度新浪“最佳写作博客”。他擅长挖掘日文资料，《国破山河在》就是他藉地缘便利，业余写出的一部散文体抗战史。

《国破山河在》中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零一年的毕业典礼上，获颁天皇佩刀的第一名是蒋百里，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张孝淮，没获奖的是许崇智，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名将。这一届日本士官生，只有这四名中国人。

书中令人扼腕的是，抗战时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河南修建的工事质量之好，日军占领后参观有“血液凝固”之感，但“工事里却没有人防守”。描写动情之处唯其不动声色，才能令读者如痴如醉、天旋地转及热泪攻心。看来，“网络工程师”萨苏深谙此道。

●二零零七年是反右五十周年。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出版《云山几盘，江流几湾》。书中披露中国民主宪政最早的提倡者和鼓吹者沈钧儒，反右运动后随时拿出纸条自省“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了，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沈钧儒此举令章诒和觉得“光芒顿时暗淡”，“产生非常深刻的悲哀”。可是，父亲章伯钧却在批判会上藉检讨再三宣示“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多场合都在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

一九五八年春，全国政协举办“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的大右派们向党交心，写下成千上万“交代”。但他们“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结业时，纷纷提出“延长学业”、“改造得像个样子再结束”，暗藏机锋溢于言表，嘻笑怒骂又宛如一场嘉年华会；抑或，历史提前发出了嘲笑？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生活的主旋律，从官方到民间齐声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当年雷霆万钧压力之下，章伯钧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地宣示科学与民主，竟是“一语成谶”。

●二零零七年，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经济学家王小强出版《摸著石头过河的困惑》，既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但也指出改革开放的败笔。作者认为，今天外国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基本来自对农村廉价劳力的无情压榨。农民工既无社会保障，又无医疗保险，更受到城市歧视。作者重提早年的质疑：“摸著石头过河不错，问题是，岸在哪里？可别摸了一程，又回到原点。”

作者还对“中华崛起”的大国迷思猛泼“冷水”。第二次大战后名列“世界四强”的中国，曾遭遇巨大的尴尬。美国官员二战中公开表示：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

反倒是中共领袖毛泽东说出了正确的“大狠话”，中国“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可悲的是，四九年后，毛泽东玩世不恭地背弃了这一大可成就千秋功业的豪言。

●龙应台是驰名全球华人社会的作家、教授与思想者，她与拥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儿子安德烈通信，合写专栏，话题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国际政治等，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当母亲为“那个让我亲吻、让我拥抱、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孩，哪去了”而感到失落之际，也得到最大补偿：儿子深得母亲真传，有坚定的是非观。他批评富家子女傲慢、自私和高人一等，并以法国大革命时口号“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来回应。

革命激情不可偏颇

龙应台当然为之欣慰，但也不忘告诉儿子，激进的法兰克福大学生曾于一八三三年占领军营，把枪发给农民，却遭到农民拒绝，革命也因而失败。此外，龙应台更告诫儿子，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想要得到认可，还得看看他在执掌权力时是否经得起考验。对全球华人家庭来说，龙应台母子通信集是弥足珍贵的。

●二零零七年，中国大陆出现罕见的“孔子热”。北京大学考古教授李零出版读《论语》的心得笔记，对原文逐条解释，驱除后世加诸孔子的层层迷雾，书名则为《丧家狗》。“丧家狗”蔑称早在孔子生前就有，孔子也自认切中要害。问题是，孔子提出“匹夫不可夺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价值。李零说，“现在哭著闹著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七年的李零是北大教授，在学术圈、读书界很有名望，却坚拒精英意识。他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其实都是“丧家狗”；知识分子以社会良心自居，守护疏离主流的价值观，具有匆烈孤独感，甘为“丧家狗”，拒绝做“看家狗”。现代知识人对“丧家狗”称谓感到亲切而自豪才正常。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史在西安事变和蒋宋家族这里拐出一个大弯，多少政治家为之发出“把吴鹇看了，栏杆拍遍”的感慨。旅美史学家与新闻工作者林博文出版《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目光独到，得心应手，梳理大量繁琐冷门的史料，神奇地激活它们。

其实，西安事变的历史偶然性不再神秘。自五四运动以来，请愿学生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面对被杀学生的英灵，就是冷血军阀段祺瑞也会下跪。但蒋介石却拒见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并向张学良表示“你让他们来，我可以开机枪打他们”。张学良心想“你能开机枪打学生，我也能开机枪打你”。电光火石般的杀心当场被蒋介石识破，但蒋为什么仍不警惕？难道是，历史车轮的隆隆之声震昏元首心智？

林博文还披露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要角宋子文，他得以出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长，皆因蒋介石妻舅的特殊身份。但这位在美国长大的财政部长也颇有一是一、二是二大洋彼岸的强势作风，总统蒋介石索要军费也遭宋子文出言不逊的坚拒，“规规矩矩的我答应，乱七八糟的我不答应”。他跟蒋介石发生争吵时，一个掷茶杯、一个甩门而去。历史抛物线不就是这样在无数碰撞与斥喝中抛掷出去的吗？往往，人心有多么任性与执拗，历史拐弯就拐得有多远、有多出奇。

●二零零七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在这样的时刻，香港人终于发现，自己的故事应由作为亲历者或当事人的自己来述说。香港学者、社会学家吕大乐推出《四代香港人》，他们是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后涌入的内地移民、全球战后婴儿潮出生者，以及其后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彼此守护，温文有礼，但也彼此隔阂，甚至暗中对峙。二战婴儿潮中降生的第二代营造了香港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但作者指出，他们不过是生逢其时的幸运儿而已，是上升经济的环境提供的大量机会，令香港第二代尽享公平、公正与公开。可是，强势的第二代却有意无意打压著第三、第四代的成长空间，尤其是第四代难于在发展舞台上登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家”。

不过，香港第三代讲究生活品质，注重自我提升，热衷学外语，参加心灵课程，潜心旅游及保健。他们还投身环保及捐助非洲难童，分明有另一种“精采活法”。作者还指出，八九年对香港第三代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亲睹理想主义的脆弱，而政治缺少亲和力，可以瞬间变得十分暴力。香港第三代厌恶和疏远政治，但也没有选择退让。二零零三年香港五十万人“七一”大中，香港第三代已俨然是主流，但政治光谱又明显有别于民主派。这是香港第三代“破茧而出”的一刻——他们走出了自己，也走进了大时代。

●台湾知名散文家简媜写过一部感人的“育婴小史”，十多年后，携儿随丈夫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学术交流十个多月，又推出一部《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写作灵感全部来自老师送给新同学“轻如鸿毛”的见面礼，其中一张纸巾，提醒你主动“帮别人擦干眼泪”；一根金线，启发“友情能把大家的心绑在一起”；一根牙签，是要“挑出别人的长处”；一块朱古力，为了在“沮丧时会舒服一点”；一枝铅笔，要“写下你每天的愿望”等。

书中更娓娓道来美国的厨房文化、超市的生活用品、基础建设、小学教育，却著力开掘美国这个国家对品质与价值的重视。激发人际关系中的“快乐本能”，是本书最耀眼的亮点。作者将姚姓丈夫称为“姚同学，老男人”；将儿子称为“摇（姚）头丸，小男生”；把儿子的老球伴称为“老伴”；自称“资深女性”、“运动帝国的顽民”、“陪读母亲”等。当丈夫、儿子狂热追求名牌运动帽而拒绝可疑的仿冒品时，女主人明明吝啬，却豪放地力主买下，并抛出妙语“仿冒也是帽”。令人喷饭的是，作者规纳男人改邪归正有倒数两次机会，一是为人父之后，二是患癌症之后。说笑之中，“将生活的漫天烟尘化为思想朝露”。

毋庸置疑，二零零七年华人出版物中远不止这十本好书。好书通常是作者与编辑脑力激荡的美妙结果，双方彼此信任，不仅因为都是坦诚公正之人，更因为还与读者的期待目光交集。那儿，才是好书问世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