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之十一札记

本辑《闲话》中张彤的《刘雪庵的悲苦人生》是一个看点，说刘雪庵也许显得陌生了些，若说那首《何日君再来》，其作者的命运如何，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关注的。张彤在文中对刘雪庵的经历做了剖析，尤其是他当年的两首歌词的创作给他带来的影响和悲剧的结局：1952年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刘雪庵检讨了自己曾创作过的两首“毒害人民的歌曲”《红豆词》和《何日君再来》。刘雪庵重点检讨了自己“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思想（以《红豆词》为代表）和以金钱为目的的文化市侩行为（以《何日君再来》为代表）。刘雪庵检讨说：1943年创作《红豆词》的时候，正是蒋管区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前途而奔走呼号的时候，“我却因不正确的恋爱问题上发生了难以解决的烦恼，把过去热爱《红楼梦》，痛惜林黛玉的心情，如泣如诉地倾泻于《红豆词》曲调上”。使得这首披着艺术外衣的歌曲，毒害麻痹了许多有志青年。刘雪庵检讨《何日君再来》时又说，以前认为为了赚点钱，无意中写点市侩小调，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通过学习，现在逐渐认清了这些错误的严重，因为至今还有青年在受它们的毒害而未曾清醒，这让他觉得自己对人民犯了罪，对革命起到了不良的作用。谁能想到，这两首给作者带来“历史污点”的作品，在1980年代初，尤其是《何日君再来》唱遍了大街小巷，至今仍是传统保留歌曲。

岑燮钧的《袁雪芬：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则述说了一位戏剧表演家在新中国的辉煌人生——越剧的代表人物袁雪芬：在网上，有人称她为灭绝师太，有人称她为越剧教母，有人称她为百年不遇的大青衣。对她反感的人，把一切越剧的过错都栽到她头上，频频攻击她的人格；喜爱她的人，认为她为越剧立下了大功劳，她的流派是越剧中最高雅最有艺术品位的流派，至于为人，那也是高风亮节，风骨凛然，是值得尊敬的一位艺术大师。

孙德喜的《田汉的“美丽噩梦”》则从政治的角度描绘了另一种艺术家的“辉煌人生”：1949年后的田汉，因为盲目地崇拜和服从给他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因为在盲目地崇拜和服从过程中，由于不能及时地领会和把握最高权力阶层的真实意图和真正要求，不能像郭沫若等人那样对最高领袖的意志心领神会，田汉的所有努力不仅不能有效地配合当局行事，反而常常使自己的努力适得其反。

1920年代晚期的国立青岛大学，也就是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一直是青岛人今天仍挂在嘴上的骄傲。散木的《国立青岛大学的风花雪月》一文都当年青岛大学校园（也就是今日海洋大学鱼山路老校园）里的文人风景做了扫描，解析了“青大”何以成为当年的文化风景：“青大”，很快成为国内知名的一所学校。这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和充足：它是接收了原省立山东大学以及私立的青岛大学而成立的，基础不差，加上校址从前就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依山而立，气象万千，更不用说青岛风景秀丽，汇泉、崂山、海滩、阳光、准山城、各式国际风格的建筑……当然很是吸引人，不多久，这里不仅教授们云集（梁实秋，他和校长杨振声以及赵太侔、闻一多、方令孺等，曾被称为此间善饮的“八仙”）……

当年青岛大学的教授们，许多是属于“新月派”的文人，他们的身边又影响和激励了许多“后起之秀”，譬如蔡登山在《方玮德·黎先初·陈之迈》一文里所介绍的这些人：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以徐志摩、闻一多为首的“新月派”在诗歌的创作上曾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有两位是该被载入新诗的史册，而不该湮没的，他们是陈梦家和方玮德。可惜的是方玮德只活了二十八岁，他这颗诗坛的新星，倏忽一闪，宛如彗星划过天际，倏起倏灭……

今天来看，历史上的人和事是不能用单一的线条来描绘的，譬如王国华的《粱实秋和闻一多》一文：1949年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没人敢把闻一多和梁实秋联系起来，一个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是“民主斗士”，在一元语境下，二人简直水火不容。然而历史真相终于露出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梁实秋和闻一多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二人在清华大学时是同学，留学美国时形影不离，归国后又为青岛大学同事，友谊延续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抗战以后，一个在昆明，一个在重庆，音信隔绝，再加上志趣渐趋分野，才断了来往。成长过程中，两个人曾经互相激励、扶持，又互相影响……

方韶毅的《异人郑曼青的“五绝人生”》一文勾勒了作为画家和文人的郑曼青的独特人生：他的书画，别开生面，当年声名之重，不下于张大千，宋美龄晚年拜他为师学画。他是太极名师杨澄甫的弟子，得其要旨，创“郑子太极拳三十七式”，武艺超群，英军军官访华时与之切磋，惊叹：“君之臂是铁否？”他又是杏林高手，悬壶济世，人称“郑一帖”。

姚一鸣的《俞平伯周作人的中年文章》一文，选择了他们两人的一篇同题作文，从中剖析了两人心境上和人生选择上的同与不同：1930年代初期，在相隔一年多的时间里，周作人和俞平伯分别写了题为《中年》的散文。一个是发出中年的感叹和无奈，一个是透着中年的苍凉，似乎想要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和境怀，实际反映的是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在后五四时期的彷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疾风暴雨般对传统的反叛，新的文化运动向何处去，是摆在当时文化人面前的一个痛苦的抉择。是参与革命的左倾的激进文学？还是参与为人生、唯艺术的文学？或是沉寂下来，去追求趣味的平和的文学之路？每个人都在做着选择，俞平伯和周作人也用行动和文章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眉睫的《自成一家的许君远》给我们“挖掘”出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失踪者”：

许君远因他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和人生历程，而成为一个作家、报人和翻译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堪称自成一家。只不过，当作家是他的梦想，当报人是他的工作，而当翻译家是他的业余爱好。

    陈独秀自然属于现代文化无法绕过的热点人物，见仁见智，就看论者的角度了，譬如傅廷成的《陈独秀：狂狷书生自风流》一文，从与陈独秀生活过的女人的角度，探寻了他的“风流”人生：陈独秀注定是民国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正是这个人，他把一个时代的颜色描红了。他不是龙种，但是却以一介书生的微弱身躯，扛起了那个时代书生报国的政治情怀。而他生命中每个阶段的背后，总是闪着不同女子的容颜。文人和女人一样，都是政治的天敌。而他欣欣然把政治与女人两者拢入怀中，乐此不疲。他注定交叉感染上政治的病毒，逃不掉悲剧的宿命。而那些如花女子，一旦沾染上陈独秀，都像中了邪似的短命。复杂矛盾，缠绵裂变的感情世界，俨然已成为陈独秀政治生命的切片。

（《闲话》之十一《美丽噩梦》，青岛出版社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