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记忆·1988（上）

至今仍想着那一夜的行路，几乎没敢合眼，也少有困意，望着黝黑的窗外，提心吊胆。车在沿江的山路上颠簸着，速度不快，但转弯不断，每次到了转弯的时候，心就紧张。我们是从无锡坐上了前往温州的大客车。临行前，带队的老吴说，从青岛去温州有两条路，一条是到无锡转车，一条是到杭州转车。他说到无锡方便。我和贾老师都说让他决定我们的行程。其实，即便我们不同意从无锡转车也没有意义，因为贾老师说，老吴每次去温州都是走无锡转车，因为老吴是无锡人，他趁此机会回家看望他的老母亲。贾老师说，两条路她都走过，最后的山路都不好走。所以就随老吴决定。

那一晚上我之所以紧张明显是受了贾老师的影响，她坐在我的侧前方，她一晚上保持着紧张的姿势，并没实落坐下，屁股和座位之间像是虚空着，她两人很夸张地前后抓着椅背，整个人侧“坐”着，像是在半“虚”在那儿。她两眼不是盯着窗外，而是紧紧盯着司机，她的座位在最前排。很快我就从她的表情上能判断出我们的车是否到了转弯是否到了危险的路段。我再看看前后，发现车上的乘客大多在梦乡中。老吴也在闭目养神，并没有丝毫紧张。贾老师已经随老吴来过几次温州，我是第一次。到了天亮，我才理解贾老师何以如此紧张，我们总是顺着江边跑，一边是水流湍急的瓯江，一边是连绵不断的山峦。一路上看到江边的岸坡上，有翻倾的客车和大货车。

尽管过去了二十多年，那一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我第一次去温州，快近温州时，先看到了永嘉的纽扣市场。在来温州前，就听说温州这边的一个县专门做纽扣，想象不出做纽扣怎么能做成大市场，但置身其间，有了强烈的印象。不过，那一路上更深印象的还是车窗外路边上跟着车跑的孩子——男男女女，高举着一个篮子，里面盛满咸鸭蛋。我只听着“咸蛋咸蛋”。车速很慢，尤其到了转弯地方，那些孩子蜂拥上来，一个个瘦瘦小小。

司机说，进出温州就一条道，等将来修好了大桥就好了。进入温州，感觉道路狭窄，与想象中的温州——在青岛听多了“温州人最会做生意”的传言——反差太大。不过，我们只是匆匆路过而已，又换车去了温州的一个小镇——白象镇。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白象镇一座山上的温州地震台。在那里，我们要工作三个月。当时我还是青岛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地质室的一名年青人，我们研究室有项课题是监测东海大陆架的地震数据，为的是在大陆架寻找石油的研究项目提供海陆对比数据。课题负责人之前已在沿海地带找好了观测点，其中一个是温州地震台。我们来三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个班每人六小时，每周休息一天——那一天由地震台人员顶替我们。

温州地震台所处的山，我已经忘记其名，我们住在山半腰地震台的楼房里，有一座不大的院落。在不远的坡上，有一座正在修缮中的古寺，名字已经忘记了，正门前有处池塘，里面零乱着荷梗和肥叶，还有大朵的粉花。山脚下有一所警察学校，当时寺庙里也有警察学校的办公房间。据说是正在退出，要还给寺庙，说是要恢复寺庙的香火。寺庙里一间小小的偏房，被我们租用了，用来放置我们的地震观测仪。因为仪器不能放在有水泥和钢筋的房间里，所以就租用了这间木结构砖地面的小厢房。临窗放一旧三屉桌，桌上放着我们的仪器，仪器不大，扎眼的是边上的蓄电池。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每隔十分钟，记录一下仪器显示表上显示的数据——那里显示的是海底的地震，海底每天都有地震，只是强度不同，我们在陆地上感觉不到罢了。在仪器上能记录着随时发生着的地震，每过十分钟，就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一个数据。窗外迎面是一面山坡，山坡上布满了醒目地“太师椅”——一座座如“太师椅”般的坟墓把整个山坡盖住了，间杂着一棵棵小树。隔三岔五，就会有吹着喇叭的队伍一路上到山坡上来，起初我感到惊讶，很快明白了，原来是来上坟的。警察学校的学生经常排着队到寺庙里的空地上跟着教官习舞，嘴里还不断发出整齐地吼声，煞有气势。尤其是女学员们一招一式更多了几分柔媚。

六小时值班，枯燥乏味，仍在夏天，温度炎热，到了下午班，昏昏欲睡，到了下半夜，更是分秒难熬。老吴带了一个小收音机，放在桌上，让值班的人有个消遣。因为每过十分钟就要记录，临来之前，就特意强调，值班时不准看书看报。当时我还觉得好笑，值班后才发现不允许看书看报是有道理的，因为每隔十分钟做一次记录，如果不能聚精会神，很容易错过了记录时间。收音机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一边眼睛盯着显示的数字，一边听着收音机，时间还好打发一些。打开收音机，先是一阵嘈杂，但很快就清晰起来，一个柔软地声音传出来：“共军兄弟们，大陆的同胞们……”先是一愣，接着反应过来，是台湾的“敌台”。没想到在温州的山上如此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台湾的广播。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敌台”广播成了陪伴我值班时的“伙伴”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听着电台里传来的譬如“山东0120号1357号……吉林1753号……河南2348号……”等等诸如此类的号码，然后是“你们的来信收到了，现在请记录……”，然后又是一串号码。这就是“敌特”在联系吧，好奇中有着惊恐，更聚精会神地听着，譬如“资本主义衰亡，社会主义破产，惟有三民主义才是光明的前途……”等等。还有“老总统，蒋总统关心教育”的故事，起初没理解，听一会才明白原来“老总统”是指蒋介石，“蒋总统”是指蒋经国。

有一天的下午，我正在值班，那一天非常炎热，我连打磕睡，为了提神，我把收音机的声音放大，收音机里正在一遍遍重复播放着：共军飞行员弟兄们，欢迎你们驾机飞往自由世界……飞到机场上空，机翼上下摆动三次……等等，大体如此。正在听着，从窗口发现贾老师一溜小跑来了，贾老师老远就扬着手和我打招呼，做手势让我把收音机关掉。我下意识把声音调小了，贾老师走进来说：你要听不要紧，但别把声音放这么大啊，老远就听到了。我奇怪还不到接班的点，贾老师怎么来了？她说，刚才地震台的老李从他们地震台值班室（在对面山上的大房间里）下来，听到了我播放的收音机广播，回去告诉她让她来的。后来下班后我对老李说，你为啥不直接和我说啊？他笑笑说：你是外单位的人，我怎么好意思直接说你呢。

从我们值班的小房间回到地震台院落，有一条蜿蜒的小道，淹没在草丛里。第一次我值夜班时，贾老师递给我一根削得很光滑的细长树棍，说你拨打着草丛走。我说没事，我不怕走夜路。她说：不是怕人的，是山上有蛇，打草惊蛇用的。她这一说，我顿时紧张起来。握着细树棍走在山道上战战兢兢，一路敲打着草丛。不过晚上在山道上还真没遇到过蛇，唯一的一次与蛇的遭遇是白天。临近中午，非常闷热，我正在记录数据，记录完后就仰脸看着窗外，窗外没有一丝动静。下意识里，我觉得有一种声音在丝丝入耳，我侧脸往门口一看，立即跳了起来，一条粗大的蛇正探着头向门口游来。我大叫一声扑过去关上了门，然后离开了门，盯着门下有无缝隙，然后又过去关窗。等到老吴来接班时，我才打开门，他说你不嫌热啊，关门堵窗的。我说有蛇。我们找了半天，连蛇的影子也没有。老吴说，这是老房子，一般是家蛇，没有毒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阵阵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