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印象之一：“民刊”与“民刊”奖

从南京的《开卷》起始，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时常收到一些所谓的“民刊”，之所以用“所谓”一词，是因为现在的这些“民刊”相对于正式发行的刊物其实是“内刊”，因为这些不能正式发行的“民刊”都是“内部准印”证号，没有正式的刊号。当然，这是受制于现在的体制。至于体制的限制，不是我要谈的，我想说，“民刊”顾名思义，是民间的刊物，但现在的这些民刊，其实还是单位出资主编的内部刊物，之所以用“内刊”刊号，不是不想用正式的刊号，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民刊”，若真是“民刊”，还能大张旗鼓地生存吗？在这些“民刊”的圈子里有种说法，好像不是正式刊号的“内刊”就是“民刊”，这实在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民刊”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在于编刊人的立场，在于刊物（不管是“内刊”还是正式的刊物）的定位和态度。

十年来，最有缘分的自然是《开卷》，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在南京，徐雁、董宁文等人谈到要在“凤凰台”办一份关于读书的小刊物的情景，这就是由董宁文一直担任执行主编的《开卷》，从创办至今，《开卷》始终是我桌边的“民刊”，也由此与徐雁、董宁文有了更多的为书的合作，从《思想者》丛书到《大家文库》。尤其是因为《开卷》，后来有多家“民刊”在风格上复制了《开卷》，其中就有长沙萧金鉴担任编辑的《书人》和现在的《文笔》。

这些“内刊”自然是特定的内容和定位，但这几种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一个位置的，像是一扇扇千里外不同师友家客厅的窗口，让我从中看到许多的人和事，许多有意思的故事，许多有意思的片段。《开卷》依托于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台饭店，《书人》依托于湖南出版集团的岳麓书社，都是属于出版单位或相关单位主办的“内刊”，而《文笔》虽然也有主办单位，否则不可能审批下“内部准印证号”，但其出资人和主编其实是做毛笔出身现在经营一家颇有名声的“农耕笔庄”的邹农耕。从出资人角度，《文笔》是真正的“民刊”，但从主办形式看，也是“内刊”，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只与毛笔文化有关。在我收到的这些“民刊”里，有几种是我每期细看还要完整保存的，譬如《开卷》《书人》和《文笔》等等，另外还有零星得到的北京的《芳草地》等。

我看待“民刊”，首先看编者的立场和定位，尤其是编者的气度和格局。在一些所谓的“民刊”上，会看到编者不时地或忍不住地“赞美”着自己，常常觉得好笑和好玩，费劲心血获取资金再依托“主办单位”编一份没有正式刊号的“内刊”，难道就是为了自己造一块园地来给自己涂脂抹粉自我陶醉吗？然后是在上边大写和一些名家或非名家的交游，那些“民刊”上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著名”“大家”等等，尤其是这样的句子也不难看到，例如：“江南才子某某某”“藏书大家某某某先生”或“著名作家某某某先生给我邮寄来了签名本……捧读之余……”然后就是露骨地拍马屁文字罗列一二三，等等，收到这样的“民刊”，翻览几页，不得不感慨：总有些冤大头，愿意拿钱给这样一些所谓的“书爱家”来浪费纸和墨。

有一些研究或学术机构，为了资料建设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主编一些内部交流的“内刊”，其实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因为这些“内刊”的主编者是工作职业行为，之所以用“内刊”，是基于工作的需要，是为了学术积累和建设提供给同行和爱好者之间的交流的目的，譬如上海巴金研究会主编的《点滴》，就是这样性质的“民刊”，其形式是内部交流的“内刊”，但其编者的身份就是从事这一本职的工作。《点滴》的编者周立民，编“内刊”是他的份内工作，与《开卷》的董宁文在本职工作之外编“内刊”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这并不影响周立民在编辑思想上的民间立场和为学术积累做的民间努力，但是，显然他的身份与董宁文相比，是属于体制内的工作身份。在这里，“民间”两字说明不了问题。

如果是自己筹集资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谁也不能说啥，但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民刊，就是广州黄礼孩的《诗歌与人》。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十年来，《诗歌与人》成了他一个人的真正的民刊，从编辑、设计、制作，等等，整个流程就是他一个人，没有任何单位，也没有别的出资人，就是他一人之力。以我有限的阅读，放眼当下的这些所谓的“民刊”，《诗歌与人》是真正的民刊。

当然还有一些年青80后自己筹资主编的民刊，譬如《活塞》等等。我发现《诗歌与人》和80后这些主编真正民刊的人，并不热衷所谓的“民间报刊”的聚会，因为现在只要在体制内允许存在的“内刊”“内报”（譬如温州图书馆主办的《温州读书人报》）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报刊。而没有“准印号”的《诗歌与人》《活塞》等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刊”。

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前几天在成都的一场“民间读书人”聚会上，意外目睹了一场“民刊”授奖。说意外，是之前在这次聚会组织方提供的精美“节目”单上并无此内容，但当主持者宣布要给“最好的民刊”发奖时，还是有一点意外，虽然意外，但且看如何授奖，结果“最好的民刊”奖励给了《开卷》和《点滴》，“最好的民报“奖励给了《温州读书人报》和《清泉部落》。实话说，这“两刊两报”，在我眼里都很优秀，也值得授奖。《点滴》虽是新创，才出了不多的几期，但深为我欣赏；《开卷》就更不用说了，从创刊到现在，每期不漏，都有收藏。《清泉部落》在前些年也得到编者阿泉的邮赠；《温州读书人报》前些年就知道其大名，但真正得到此报还是在今年与其主编卢礼阳在网络上结缘之后。这四家“报刊”获奖不是我谈的问题，我谈的是授奖的“评选”问题：

既然不是以个人和几个人的名义授奖（是以“民间读书人年会”），上述四人是以如何的评选机制评选得出此获奖名单？

尤其是，在上述获奖“民刊民报”的具体获奖者四人中，有三人坐在“民间读书人年会”的“主席台”上（从会场的背景布置和坐席布置看，组织者和主持者的坐席似乎可以看做“主席台”），也就是说，坐在那排座位上的，都是所谓“民间读书人年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坐在上边的有六七位，居然有三位“获奖”。

所授的奖也很别致，由两人联合出资：每人一幅由流沙河先生题词然后由年青书法家书写的授奖词（后来得知这些授奖词文字出自主持者龚明德先生之手），然后每人2000元奖金。联合出资的两人，一人是流沙河夫人吴茂华，一人是来自“草原部落”的出版商——前些时又因给张悟本策划出版“绿豆”养生书而闻名。以我的猜测：吴老师当是提供的流沙河先生的书法，“草原部落”出版商提供的奖金。据说出资人提出必须给“最好的民刊民报”，而且还坚持必须给一家“民报“授奖。

如果此奖以出资人名义或主持人个人名义授奖，自然无可厚非，也乐得看到朋友们获奖，谁也不能说啥。问题是此奖以出席者全体的名义冠以“民间读书人年会”。

其实这名义本身就不伦不类，来参与的这些人怎么就可以代表天下的“民间读书人”呢？本来就是一群喜欢书的形形色色的书友来参加的一次“民间”聚会，却被授予了如此的“重任”。这显得实在不能承受之重，也更显出了组织者的书生气来，怎么能有一人或几人在未经同意的不知情中就“自动”代表大家直接给出获奖结果呢？是通过何种形式得到的大家的“授权“呢？尤其是作为组织者和主持人，怎么能在自己担负组织“责任”的会上（至少从坐席上看是“组织者”或“主持人”）接受自己组织的“大会”授予的奖和奖金呢？

作为“民刊”的读者和旁观者，看到这一幕实在感到是闹剧，不由得更佩服起广州的诗人黄礼孩：黄礼孩作为真正的“民刊”的主编者，不仅自己一年一度的推出《诗歌与人》，还每年都颁发一个“诗歌与人”的年度诗歌奖，评委就是他一个人，但还没听说谁出来质疑他的评奖是否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诗歌与人》是他自己出资，这个“诗歌与人”年度奖也是他自己出资，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愿意颁奖给谁就给谁。他颁奖的奖品我也年年都收到：获奖者的诗集。他每年授奖给一位他认可得到他的奖励的诗人，然后给诗人出版一本诗集，出版的诗集也是真正的“民刊”：一本他装帧制作的诗集。

在这场聚会上，因此事，颇有议论，因为我不是“民刊”的编者，也不是聚会的组织者，只是一名书友，所思所感，不吐不快，当不会有吃不到葡萄说酸的嫌疑，也没有与任何一方的利益之嫌。

其实，许多人谈公义，谈正义，谈民主，谈公正，谈公开，尤其是书生议论，更是舍我其谁，但具体到现实上，即便是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民间读书人”的聚会，却居然如此仅凭自己或少数几个人的“一己之见”，做出如此闹剧，实在是玷污了“民间”和“书友”一词。

龚明德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学者，多年前就有幸编辑过他的文章，也收藏有他的著作，为能与他结识而自豪。这一次在成都虽是第一次相见，却分外亲切。目睹其人，再想其文，龚明德“的确是书生”，也确实是书生，或者套用一句“毕竟是书生”。对于大家的议论，龚先生也听到了。在一次喝茶时，我也当面把我的感受告诉了龚先生，龚先生说“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好朋友”。其实我不是要和龚先生“打”，我和任何人也不“打”，君子之交淡如水，书友之间更是以书为媒，但涉及公义“是非”，不能不谈。作为“固执已见”的书生，龚明德于学问于书话，是硕果累累的，也嘉惠于我辈读者。作为组织这样的“民间”聚会，其辛苦操劳的确可叹可赞，但在这样的民间聚会上出现如此以“公议”名誉却如笑话的“授奖”，实在是一个悲哀。也为龚先生遗憾。也许本来就是为了“幽默”，当不得真的。就如《点滴》的编者周立民在聚会上所说的：希望民间的聚会就是民间的聚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民间交流的平台。周兄的话大意如此，尤其是他最后一句：“希望不要开到……大会堂去。”说的真好。

如果我有诗人黄礼孩的魄力和能力，也许我也会为我眼中最好的“民间编刊人”授奖，以我自己的能力，以我自己想到的“名义”，无须和别人商量，这个奖授给谁呢？不用多加考虑，我要“授给”长沙的萧金鉴。别人不需要我来锦上添花，但“授奖”给萧先生，是我表示一点感激之情的方式。仅仅以个人的名义。

萧金鉴。这次在成都，见到萧先生，真好。也才知道，原来萧先生71岁了。之前怎么就没感觉到呢？多年来得到他的赠送，让我一直享受着《书人》和《文笔》。71岁的老人，仍在热心为书友做事，仍在热心为民间的“民刊”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