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余震的警报还未解除，境内河流上游的堰塞湖即将崩溃的噩讯又频频传来。地震次日，形形色色的简陋避震棚已经搭满了各个废墟旁，书记区长还得带着区乡两级干部去可能淹没的村组，动员群众再次搬迁。群众看着长年干涸的河床，不信洪荒在即，岂肯轻易扔下断壁残垣中的幸存家产，又赤手空拳踏上流亡般的乱离之路。但是地震未死的农民，假设再死于山洪，那无论良知和职责，都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动员并强制，在此时此刻的基层政府，都是可以实施的。因为中国老百姓，许多时候没事则习惯坚守自己的活法，一旦真的有事，那又多半肯定要找政府讨个“说法”。地震你不能预报，而堰塞湖假设崩决，那却是你难以搪塞的。

四川古时号称四条大河的源头，但是今日的盆地，却明显感到水荒。灌区的农田，仍旧依赖的是上古时代李冰父子在都江堰的杰作；而人畜饮水，则靠的是近年来国家搞的“红层打井”工程，给每家打的那口20米深的水井。地震之后，水井多被毁坏，即使没坏，水质也需相关部门鉴定之后才能饮用——许多农家顿时难为无水之炊。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草民遇灾年，县衙顶多能做的是开仓放粮架锅舍粥。但是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基层政权却是必须要管百姓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所在。因为管理好这些，灾民才不会变为饥民、刁民甚至暴民，天下也就不致陷入乱局。

在中央政府和外省救援的物资还没调来，甚至调来暂时也还轮不到纹江区之时，党政领导首先要忙的肯定是，凭借个人关系在各地调集这些平时无需而此刻紧俏的物资；比如矿泉水、彩条布和帐篷等等。成都的矿泉水厂，已经需要救灾总指挥部开批条才能买到200箱。而我亲眼所见的绵竹汉旺镇周边的农民，已经开始抢水，甚至在路边跪着乞讨救援车辆的施舍。灾年里最初的饥渴从水开始，恐怕这也是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好在老吴的朋友在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终于为他周济来几车解民倒悬的水，可以暂时稳住阵脚。

当周边两县物资基本饱和之后，水和干粮终于逐渐轮到了这里。民政局拿到几车这些珍贵而不昂贵的饮食，立即分配到灾情较重的三个乡镇，以为可以聊慰民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却让每个人大感意外。

七

乡镇干部是这个国家最底层的公务员，再之下的村组干部就是只拿补贴的农民了。当国家取消农业税征收之后，乡镇干部进行了大幅裁员，这儿的编制则是每个乡镇只有14个干部。乡镇财权上交，由区财政统一安排经费，称为“报账式”财政。在平常岁月，乡镇负责“三农”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来无所不管，实际则没有什么权利。尤其在国家规范了乡镇干部的职能和纪律之后，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要向农民鞠躬作揖。

地震陡然发生，乡镇干部的规范动作，就是马上分头下村组，调查核实灾情，抢救伤员，火化逝者；然后再给每个垮塌房和危房拍照登记。当然同时还要检查辖内所有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水库灌渠等等。之后才是尽快登记那些衣被粮食都被掩埋了的困难户，赶紧设法申报救助。不过还有一个似乎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大灾当前，更要了解和控制乡村的情绪；需要把所有平时掌握的容易冲动的人，适当地安抚甚至密切注意起来。

最初的十来天，多数灾民还在沉重打击下懵懂沉默。从废墟中扒拉残物，在空地上搭建窝棚。田里的庄稼该收该种的，一点都不能耽误。农事是和天时紧密联系的，等秧苗下地，雨季就该到了。秧田要水，可是窝棚中的老小却要怎样才能捱过那些即将到来的汛期风雨呢？这时，农民就该要想起他们头上的政府了。

通常一个乡镇下辖十来个村，每个村又有七八个到二十几个组，每个组大致散居着几十户人家。乡镇十几个干部，要在短暂的时间内马上弄清上述那些问题，要走访近万的人户，确实并非易事。但是上面无论财政、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电力等等各部门，都等着要乡镇的数据。这是一个用各种表格和数字管理的国家，不及时厘清和上报这些数据，则会影响救灾的大计，那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刻，是要误辄得咎的。

就在数据都还没完全严格核实之时，中央的政策又早已通过电视广播传遍了全国。国家首先出台的救灾政策是，每个灾民每天10元钱1斤粮食，只给三个月。但是哪些是灾民，哪些可以得到这点补贴，这却是要地方政府把关审核的。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家给了政策，但是钱粮还需时日调拨，而这时，零星的捐赠却先到了。乡镇干部看着半车牛奶半车方便面半车矿泉水半车面包，不仅没有转忧为喜，反而更加愁上眉梢了。

八

救灾本质上不是甘霖普降，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仰沾时雨。因为天灾原本不均，个体有死有伤，也有秋毫无犯的；房屋有垮有裂，也有坚如磐石的。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救灾都只能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但是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是，虽然土地承包已有二十几年，也不乏率先致富的人家；然而农业税的解除不过才两三年，多数不在都市边缘的农家，还是生活在小康标准之外。没有出门打工人口的农户，基本只能维持温饱；而打工的农民，除开极少数之外，究竟每月能拿到多少薪酬，但凡有良知的国人，应该比较清楚。

因此只要流年不顺，遭遇凶灾，多数农家还是没有抵抗和自救能力的。更何况余震还在持续，每家都还在窝棚里挣扎，暂时未垮未伤的物业，天知道在接下来的未知灾害中还能余几。正是这样一种恐慌心态，使得所有的农民，皆有自认灾民身份的愿望。每个人都担心，假设在最初没有纳入政府救助的视角，那么未来所有的上恩，都有可能被漏掉。这样的不安全感再加上不可否认的国民性痼疾，使得多数村民都会盯住那些本来不多的物资。

乡镇政府拿到几车东西，按基本常识，就是马上分发到相对受灾较重的村，再由村委会根据实情分发到最需要的组以及农家。村委会如果是大宗的国家补助，必须要经过各组的村民代表讨论，推举名单，进行公示，没有异议再实施下发；这样既体现了基层民主，也避免了官民矛盾。但是眼前灾后乱局，各家都在忙乎自己的食宿双抢等诸多问题，召集会议本难；而下来的物资属于社会捐赠的部分，到村级单位时往往只有酸奶几箱，饼干几箱，矿泉水几箱。村里拿财政津贴的村官只有支书、主任和文书三人，要面对全村两三千人丁，如何分配这点物资，就成为头疼的问题。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忧患实际上几千年下来，依旧还在困扰国人。村官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与本村群众皆有各种亲友族戚关系；你本来据实分发的重灾户，恰好可能就有你的远亲，于是没有分到的轻灾户，必然就会指责甚至告发你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为了原则上的公平却可能得罪情义上的邻居，这对并非公务员的村官来说，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多数村官就会选择一种所谓的民间智慧——有马大家骑，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所有的村民排着长队，拿着杯子来分酸奶、矿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场面。这样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钱的滋润，总算聊胜于无；最起码说，可以减少许多纷争和质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农户，也不敢伸张多要几分而开罪众多的邻人。

这样做，村组的矛盾似乎暂时掩盖，但是赈灾的目的却已经偏离。因为挨饿的依旧还在挨饿，他不敢在村组的熟人社会喊冤，却肯定会在县府等上官面前叫屈。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及其它领导，这会儿都是要每天下村查访的，而市委也会派工作组微服私访检查救灾。危机时刻再加信息社会，普通百姓的哀鸣，此际就有可能上达天听。村官这样敷衍省事原无从追究，更何况村中无将，你还不敢临阵换马。但是区乡干部是食俸禄的吏员，却不敢默许这样的平均主义。听罢灾民投诉，自然要整顿基层做法。乡镇干部对村组的应对之策多数时候心知肚明，虽不敢苟同，却也束手无策。因为换成他们自己来分配有限的这点物资，首先人手不够，其次必惹更多非议。与其被指责私吞不公，还不如顺从“多数人的弊政”。

就是这点水米，发了重灾的张村，轻灾的李村就会来吵闹——困窘是普遍问题，政府何以偏心？假设恰好镇长的岳父在张村，则更会引发私德的攻讦。乡镇一级还有更多的要务要处理应对，总不能完全陷入盆盆盏盏的琐屑事务。以致最后，上级要分配明显不够的赈灾物资，干脆拒绝不要。小恩弗遍，不如不施。宁可个体嗷嗷待哺，也省得群体愤愤不平。

这样是不是就平息了乡村的是非纷争呢？微风起于青萍之末，却有可能在另外的山谷掀起飓风行动，这就叫系统论里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