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可说是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先是反满革命，清廷倾覆，民国肇造，政权入於项城袁氏之手。国民党於是有「二次革命」，旋即失败。袁氏踌躇满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国人反对，不久病死。北洋系群龙无首，一再分裂，连年混战。孙文则据广州，倡「国民革命」，联俄容共，蒋中正继之，终至击败北洋，於民国十六年迁都南京，与其先前盟友共产党決裂，实行所谓训政，成党治之局。共产党则依赖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在江西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不知当时赣省农民对此洋名作何理解？），发动「土地革命」。内战再起，持续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国命危如累卵。国、共二党迫於形势，暂时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离，摩擦不断。日本投降，不一年而双方又兵戎相见。共产党外有苏联之援，内得宣传与组织之力，终於战胜国民党，定都北京，放棄「民国」国号，代之以「人民共和国」之称，集中一切权力与社会资源，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原先名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结合，真乃辩证法之妙用）。四十年间，号令三嬗，变化亦云速矣。共产党甫得天下，不遑宁处，立即投入不断的革命运动之中：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集体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极。这百年间天翻地覆的革命进程，第一个「果实」，便是有形（制度）及无形（意识形态）专政的不断加强与人民自由的不断丧失；第二个「果实」，则是大量的冤魂厉鬼，为数当不下五、六千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莫之与京」。呜呼！革命之功伟矣。

此一革命狂澜，发轫则在义和拳之乱。百年以前的庚子（1900年），拳民在清廷默许之下，横行京、津、豫、晋一带，「扶清灭洋」，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断电线。列强徵兵自卫，清廷遂向各国宣战。英。俄、德、日等八国组成联军，长驱直入，京师陷落，那拉後挟光绪帝奔西安。次年辛丑，和约签定。一齣闹剧，以巨额赔款与丧权辱国收场。清廷此役中的举措乖张与外强中乾，彻底暴露了传统政治的弊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此丕变，排外之风顿息，崇洋之习则与日而俱增，革命形势至此成熟。在此之前多年，孙文即已谋革命，然而响应者多为会党及海外华侨。革命思想之深入国内读书人心中，则在庚子、辛丑以后。

庚子拳乱，表面看来，是因民、教冲突而起。（近世基督新教之入中国，挟著炮舰的武力与鸦片贸易的财力，自始即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初期入教华人，多为社会边缘成分，无赖、地痞之流，在洋教士前百般恭顺，对於同胞则欺诈压迫，多行不义。而中国北方，向来有好勇斗狠、结社习武的风气。民、教冲突於是不可避免，终至酿成义和团灭洋教之举。）然而深入一层看，可说是中国社会对强加於自身的现代化的最后反抗。自此以后，传统势力日益衰替，现代化趋向佔了绝对的上风。

庚子事变，肇端於戊戌维新中的政争；而戊戌维新，则导源於中日甲午之战。甲午惨败，创钜痛深，危机感弥漫於知识阶层，於是群趋改革之途，形成三股潮流：一是康有为倡率的变法维新，二是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政，三是孙文领导的革命排满。三者的主张虽大有不同，却都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趋势。所谓现代化或近代化，即是力图适应世界情势，改革神州旧法，亦即仿效西方，步上工业化之路。现代化与西化或工业化，大体上可以等同。三股潮流同異交错。康、袁二人所欲效法者，是德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亦即君主立宪、国家集权。当时的孙文所祈嚮的，则是民主政体、地方分治的美国式现代化。康与孙，一主保皇，一倡革命，然而同有理想主义色彩，都主张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有迫不及待之意（康氏所谓速变全变），至於社会是否能接受，似未暇多虑。袁氏则是现实主义型实干家，以增强实力为要务，不尚空谈（与后来的邓小平颇有几分相似），辛丑以后，主持北洋，为新政的领袖，在内政、军事、工业各方面成绩颇有可观。若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段历史实不可抹杀。

清廷虽迫於形势，推行改革措施（光绪三十一年的废科举，乃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然而缺乏诚意，不能得士心。宣统年间的亲贵揽权，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促使了清朝的灭亡。其时能为全国重心、且能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者，只有北洋系。辛亥秋，武昌新军革命，而后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孙文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政权归於袁世凯。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绝非如国民党宣传所谓孙文的大公无私，亦非如共产党宣传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欲明历史真相，必须破除神话宣传与意识形态的障眼法。

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治下，内政革新与工业化自有其成绩。然而因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如人口过多，资金缺乏，能源产地交通不便，海关为外人控制等），工业化的速度毕竟不快。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发展的不平衡与内地民生的恶化。鸦片战争以后，互市大开，财富日益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内地的萧条，则日甚一日。中国人口早已过剩，社会上本多无业游民与江湖棍徒。太平军之乱，汪士铎滞留南京，身历目睹革命的惨酷，深感作乱的温床，正是大量的游民与光棍。（见其《乙丙日记》）尔后历次革命，其实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江湖棍徒结合所成之果。孙文结合会党，蒋中正利用青帮，毛泽东、彭湃在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更是以农村中各式光棍为主力。（孙、蒋、毛诸人，都是读过书的社会边缘人物。）乱源不塞，乱象不止。欲塞乱源，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改善内地民生。而民初的北京政府与其后的南京政府，对此均未有足够的注意。现代化的失衡、游民与棍徒的日增、部分知识分子的日趋激进，三者相荡相激而不止。中国历史上最大棍徒毛泽东，把握了这一社会的脈动，利用西方文化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最严密的组织形式（列宁式共产党），终於夺得了江山，成为中国过去百年中第一号呼风唤雨的人物。

中国社会之多游民，多江湖上人，足见其不是封建。所谓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日本），指的是层次分明、上下相维的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内，封君与民近，指臂相使，秩序井然；而人民则限制於固定格局之内，不得自由。中国自秦、汉以来，早已不再是封建，而是一个经济上放任、各阶层之间可自由流动的士农工商社会。传统中国，並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地域社会，相安於一个共同世界之内；此即中国人的「天下」。高踞於社会之上的是皇帝，尊严无比，然而与社会极为隔绝（俗语所谓「天高皇帝远」），实际影响力甚小（皇帝确是「专制」，但只能在其影响力所及范围之内专制，对於整个社会，则是欲专制而无由）。全国性的统治阶级，厥惟官僚，而官僚人数有限，与社会亦颇隔绝。国家的统治，实际上只能到县一级；秦、汉以降，直至1949年，都是如此。传统的中国，乃是无数自治社会的集合体；国家的职责，则是保障这一集合体大致上的和平与安宁。此即所谓大一统。大者，「有容乃大」之「大」；一统须「大」，亦即一统须包容，不容不能成其大。所以传统的中国，可以说是一国多制，国家只求在极小范围内统一（最主要的一点，是「天无二日」，亦即不许公然称尊），其余则听任各地方自行其是，社会与国家不相涉（〈击壤歌〉所谓「帝力於我何有哉」，郑板桥诗所谓「官租完了离城郭」，正是对此的写照）。在大体和平安定的共同世界之内，人人各遂其私，便是天下之大公。历代政治家所以「纲维天下」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无为」，乃为治的极致。

十八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嚮往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不干涉社会生活、让人民自谋福利的境界。自由派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倡导放任主义，以法文名曰laissez-faire。斯密提出此一原则，乃受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内（Francois Quesnay）的濬发。而魁内的思想，则得自另一法国人波瓦伏尔（Pierre Poivre）的启迪。1740至1758年间，波氏广泛遊历中国各地，返国后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Laissez-faire一词，正是波氏用以翻译「无为」二字者。（见英国学者J.J.Clarke 近著《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逅》[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7；p.50）中世欧洲，厉行封建制度，农工商各业，不得自由发展。工业革命既起，束缚之感愈甚。放任无为思想正适合当时需要，因此大有功於欧西的现代化。

反观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义的。国家只求苟安，不图进取。一切改良与进步，皆出於社会的自动自为。国家若是越俎代庖，必定偾事。西力东侵以前，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在周边地区之上，无须与他族争胜。近代与西方接触，纔觉我不如人。鸦片战争以后，接二连三对外失败。有识之士深感若不急起直追，不足以图存，现代化刻不容缓。然而中国苟且因循已久，而且幅员太大，人口太多，广大内地，更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非现代化不可的压力。若仍採用传统的无为政策，让社会自谋进步，则功成无期，国亡有日。於是现代化不得不由国家主动。洋务运动中的新式工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中国原有的国家体制，乃是为天下一统，而不是列国並争所设计，实在是不适宜於大有为（亦不适宜於专制压迫，所谓「封建专制」云云，都是受意识形态障蔽的无知妄说）。於是增强国家的功能与权力，便成为现代化的需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固然是出於个人野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仍是建立现代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不过袁氏奉为楷模的现代国家，不是英、美，而是德、日。他要当的皇帝，不是汉高、明太，而是威廉、睦仁。帝制失败，北洋系分崩离析，成一政客争权、军阀混战之局，国家权力更为削弱。

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图变法自强，建设现代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进展甚速。中国的现代化，虽不可说绝对不成功，但与东邻相较，显然是瞠乎其后。不明事理或势利眼者，便以为国民性有优劣（如被捧为近世圣人的绍兴周某即为一例）。但是这类自命先知先觉而其实茅塞其心的人物，忘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远较日本为大，无论就地域或人口而言，相差何止十倍。变小较变大为易，应当是常识。就社会的複杂性而言，日本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其次，近世以前的日本，尚在封建之世，虽处於分裂状态，但社会的凝聚力远过於中国。而且日本还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室，乃抟合各藩的最佳机构，统一自较易。一旦统一，上下相维，成功自然较速。中国的社会，久已是一盘散沙，抟聚不易。湘、淮军平洪、杨之后，汉人地方势力兴起，清廷政治上已不再能如昔日之中央集权，外重内轻局面逐渐形成。满洲统治者一方面对汉人新兴势力猜忌防制，另一方面自身日趋腐化（握晚清政柄五十年的那拉後即为腐化的典型），领导新政的核心力量不易形成。於是虽有同、光时期的自强运动，终於无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度长絜大。

袁氏殁后，北洋系段琪瑞、吴佩孚等人仍有武力统一之举。吴氏功败垂成，尤令当时不少人扼腕。（吴氏骨气之硬、操守之廉、爱国心之强，在民国以来政治人物中实罕见其匹。中、日战起，吴氏大义凛然，抗拒日寇诱降，卒以身殉。重庆、延安双方皆大加表彰。）统一固须武力，而徒恃武力不为功。北洋内部的纷争，因武力统一政策而更不易弥合，与南方的分歧亦更难消除。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受此时代潮流的鼓盪，新文化运动兴起，青年知识分子日趋激进。在此形势下，北洋人物愈显落伍与反动，不论吴佩孚如何清廉，且一度颇得舆论界的好评，又如何能集合全国英彦，形成为建设新国家的核心？

孙文领导的国民党於是奋起而代之。孙文先据广州，与南方的政客、军阀纵横离合，卒未有成。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专政。孙文恍然有悟，知俄国共党之所以成功，得力於（一）有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二）有严密的党组织，（三）党组织控制军队。於是依样做去，宣传所谓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究其实，不过是西方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的混合杂凑品），改组国民党，设立黄埔军官学校以建立党军，军中则设置党代表以宣传主义，外结苏联，内合中 共，准备所谓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免遗憾。其后继者乘北洋派内讧，终於革命功成，统一南北，迁都金陵，国旗、国歌均行改易，党治行於全国。孙文以提倡「民国」始，以建立「党国」终，真是历史的吊诡。

不仅此时的中华民国实已改朝换代（故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号），改组后的国民党，亦已与前迥異。国民党本有二大系，一为以黄兴为代表的新军，一为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会党。辛亥革命，新军之力居多，孙文则倾向於会党。南京政府成立，陈其美系掌握了「党国」，新军系遂日遭排挤，革命功劳亦大半被抹杀（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陈敬第[叔通]对此深致愤慨［见其写印本《百梅书屋诗》自注］，黄兴女婿薛君度亦对此大感不平），江湖人物则弹冠相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俨然以要人之身活跃於政、商二界，更是「党国」的一大特色。

在党治体制下，「革命」成了神圣名词。在此名义下，何事不可为！（孙文在广州发行纸币，云可兑换银元，流通之后则不准兑换。百姓怨咨。文则曰：「革命的货币是不能兑换的。」当时广东商会曾有揭帖，指责革命军政府的乖张暴戾行为。）而一为「反革命」，则罪不可赦。人民的自由，远较清末民初为少。革命愈进，专制愈烈，人民的自由亦愈少。这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铁律。

现代的革命政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民国既已化为党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便成了国家的功令。其时的国民党，已由「以俄为师」转而为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师，武有蓝衣社的横行，文有新生活运动的鼓躁，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在党组织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共产党都占了上风。经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似，都是以列宁的俄国共产党为蓝本，但是一为旁支，一为嫡系。中共得俄共的真传，其组织的严密，行事的冷酷，迥非门外学艺的国民党所能及。现代中国二大革命政党的组织对决，国民党因先天不足，未战实已先败。

就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与控制力而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较之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更是逖乎后矣。现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人间世的种种，皆透过其意识形态来观照，而赋予政治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更是独出冠时，声称人类至今的所有思想，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有局限性，不能如实映照事物真相，惟独其自己是「科学」，代表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往古来今，宇宙界与人生界的一切，概不出其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流弊，是科学拜物教，将科学作为膜拜的对象，此即所谓科学主义（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皆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科学亦非例外。科学主义之弊，正在於越出科学的界限，侵入其他领域；而其所谓科学，亦只是一些教条，从未经过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既自命代表科学真理，又有独断的宗教性（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与西方的一神教极为相似）；既有道德诉求（所谓解放全人类），又绝不宽容（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论当初如何「进步」，在现今无产阶级当令的时代，说到底，都是革命的绊脚石）。在民生凋敝、外族侵陵的近世中国，这样一个既否定旧有的一切、又自信代表未来万世的革命意识形态，对於激进知识分子，自然是大有吸引力了。

国民党政府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其实颇有进展。尤其是1931至1937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可说是一片繁荣（西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时间短促（日本大举入侵，东南财富之区悉入敌手），发展极不平衡，内地民生问题远未解决，加上当时山河破碎（东北陷於倭人之手，内蒙、华北亦岌岌可危），士气偾张，革命作乱，在文武两方面都不愁招募无人。共产党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所以能屡败屡战，游刃有余，与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周旋十年之久。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国际与国内派之分，一以王明为首，一以毛泽东为首。国际派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对於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套，固然是得心应手，然而不明白在中国而言革命，非发动江湖棍徒不办。历来的革命造反，必得有所谓江湖豪傑参加，方能成气候（所谓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乃是惑於意识形态宣传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中国交通不便，农民分散各处，又无全国性的组织，试问如何能发动大规模的造反？）。毛泽东深解其中三昧，既能凭借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党组织，又能利用江湖棍徒以发动群众，运用之妙，可谓出神入化。毛氏之所以成为新朝的太祖高皇帝，岂偶然哉！（然而凡事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若无外在机缘，共产革命还是不会成功。这机缘便是日本的全面侵华。1961年，毛氏接见日本人，公然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得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是为明证。）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说是充满了吊诡。共产党之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即是一大吊诡。中 共的壮大，意识形态居功至伟，然而其终得天下，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中 共的骨干，一为激进知识分子，一为江湖棍徒（毛氏一身二任，自是当然领袖），与所谓无产阶级渺不相涉。工农群众，则是被动捲入。「无产阶级革命」云云，神话而已。马克思主义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实不待辨而明。凡意识形态，其信奉者必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犹如一神教，必以为自己所奉之神乃唯一真神，禁锢思想，虐杀異教，即由之而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内形成，不得不受时、地的限制，合於此者未必合於彼。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若要成功，必作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正因大加修正之故，足证其決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其革命意识形态的性格，決定其必带宗教性，非坚持「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可。两难局面於是形成。中共党内所谓左与右、教条与修正、务虚与务实之争，都是此一两难局面的表现。

凡革命意识形态，必有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基於两个概念，即前进与历史归宿：人类脱离草昧之后，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至此无可再进，是为人类的归宿。共产党则是此一「规律」的先知，其任务是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继续革命」，以国家权力摧毁原有社会有形无形的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而后止。革命意识形态当道，此乃必至之数。

从破产边缘步入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唾弃了意识形态、以务实为归的结果。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正是返回百余年前李鸿章开启的洋务或自强运动之旧（邓小平所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确为至理，不过这也正是当年自强运动的宗旨）。数十年的「折腾」，几千万的人命代价，究为何事？

自康有为的「速变全变」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其背后的理据，正是非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不足以言现代化。而今日改革开放之际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恰恰不在主导彻底改革社会的国家，而在屡被革命、历劫余生的民间社会。此乃百年中国的最大吊诡。其中机括，有待后来史家的辨析了。

　后记：

茫茫禹域，鼎鼎百年，穷乏之困、兵燹之惨、焚坑之烈、束缚之苦，可以凄怆伤心者多矣。固天运之有数，抑人谋之不臧？然人定胜天，剥极终复，升平富足之境，或不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岁次己卯十月廿四日识於星洲寓所

（原载《百年》2000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