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断一个国家和人民胸襟之大小，莫过于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室操戈的内战了。

民国元老颜惠庆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他19世纪末在美国一所中学留学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南方，就美国南方崇拜的英雄而言，没有人比得上李将军和有着“石墙”绰号的杰克逊。

这个李将军就是南北战争中南军的司令。

颜惠庆留学美国时，已是林肯“统一”美国三十年之后了。按照我们熟悉的成王败寇标准，南北战争就是是非分明的解放战争，李将军的形象，应该是非匪即盗，非寇即妖才对，一度弄得联邦军队有些左支右绌的叛将，怎么还能是被崇拜的英雄呢？

可是美国没有官方教科书，出版历史著作也不用官方审查，就李将军的形象，谁也没有权力向国民强制灌输某种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答案。对李将军和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比如史密斯在他的书中就说：“他俩一起名垂青史。”

这位李将军也算是美国的名门之后了， 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就是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的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

应该说，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可李将军却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

这还得从美国的制度说起。

我们通常说的美国这个“国”，跟我们经验里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合众国”，是把许多“国”通过宪法凑到了一块的“联邦”。加入这个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不像是秦始皇横扫宇内那样，通过杀人放火生拉硬绑到一起的。在这个被叫做合众国的地方，历史学家横竖是写不出华盛顿统一了美国这样的故事。

既然各邦的“来”是自由的，为什么想“去”就不能自由呢？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林肯倒是没有向要脱离联邦的各邦宣战的权力，而《独立宣言》却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现在南方不再想跟北方在联邦里一起过了，难道南方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李将军是简单的背叛，不如说也是为自由而战。

起先，联邦是要任命他为统帅10万大军的少将，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布莱尔曾经问过他，谢绝职务是否跟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回答说：如果美国的400万奴隶都归他所有，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也会欣然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

他不是为保全奴隶制而战。事实上，他早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行动胜于雄辩。作为继承人，李将军遵照岳父的遗嘱，1862年释放了所有的奴隶，并亲自为自己过去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投奔北方。

即使是整个南方，也不能简单地说独立只是为了保全奴隶制。因为奴隶主只是南部白人中的少数，只有5%的白人拥有奴隶。美国历史学家就说，战争爆发时，“南部人民在争取独立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一个不能抓壮丁的地方，政府要开动战车是需要足够的民意基础。

其实李是热爱联邦的。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他也忠诚于弗吉尼亚：“尽管我如此热爱联邦，可我却无法下决心举起拳头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

不过，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李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永远地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

在《美国国内战争史》里，英国艾德蒙斯将军称李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李的天才意味着联邦的灾星。他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在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中，打败了波普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就连林肯都跌坐在椅子上，喊彻底完了。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李将军的邦联军队以少胜多。李又一次让收到惨败报告的林肯感叹“不足6万腹饥衣破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得丢盔弃甲”！

但南部邦联还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865年，忠于他的士兵们已经是只能用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只要能吃的东西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流血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知道，该让战神歇息了。1865年4月，他下令打起了白旗。李将军在他起草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文告里说：“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李将军尽力了。

投降未必不英雄。

李将军在去格兰特军中洽谈投降事宜前，对手下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败，也要败得有尊严。

在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

而格兰特则回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过冬，我会这样安排的。”

那些马匹曾经是战争的工具，但格兰特和李都没有忘记，美国需要和解。

格兰特胜利了，但他能给昔日兵戎相见的敌人以体面。李的军官们依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随身武器。没有绞刑，也没有押着俘虏举行胜利游行。

硝烟在散去。但仇恨并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当总统约翰逊问格兰特什么时候能审判李和杰斐逊·戴维斯这些人时，格兰特认为决不能审判，除非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说他宁可辞去司令之职，也不愿去执行要他逮捕李的命令。从此，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叛国罪对李提出起诉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毕竟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是一回事。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 “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尽管他至死都坚信奴隶制比工资奴隶制更有人性。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国家。

战争结束了，李从此远离尘嚣，也远离仇恨。他拒绝了一家保险公司年薪一万美元的聘请，在1865年9月就任了华盛顿学院的院长，工资一年只有1500美元。这所规模很小，名气也很小的，破了产的学院，地处偏僻的列克星敦山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而这位善于辞令的院长，却什么也没有写。

李致力于学院的教育事业，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美好的平民生活。在1870年——李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带着女儿安妮到南方休了两个月假。所到之处，迎接他的是鲜花、欢呼和敬意。在哥伦比亚，南部邦联老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列队走到车站欢迎；在奥古斯塔，数千人向他致敬；在朴次茅斯，人们为他鸣放礼炮……南方的人民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迎接这位过去的败将。

1870年，李长眠在了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这就是美国。

林肯统一美国的故事

在写下“统一”这个词的时候，我感到了汉语的贫乏。明明知道，林肯虽然也运用了暴力，但他的“统一”，跟秦始皇的“统一”略有形同，却无神似，可我却在汉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语。

故事也就只好用这个词将就着讲下去。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内战边缘入主白宫的总统。

在他当选后的第四天，南卡罗来纳议会率先投票表决退出联邦。就连南部脱离联邦也独具特色：它不是密谋，不是先揭竿而起，而是通过票决的方式。

林肯针锋相对。

在1861年3月4日第一次就职演说里，林肯宣称，从宪法和法律上来看，联邦不容分裂，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

对照美国脱离英国的历史和美国宪法，林肯理直气壮的说法其实有些强词夺理，自然也无法让南方心悦诚服。

一个多月后，南军炮击萨姆特堡。内战无可挽回地开始了。

不过林肯并不是一个乐于看到流血的政治家，他一直在寻找避免流血的途径。1862年3月6日，他向国会提出通过赎买方案有偿解放奴隶：“单单从财政或金钱角度来看，……用这次战争的日常开支来按照合理估价赎买任何一个被指名的州中的全部奴隶，将是多么轻而易举。”

林肯的帐是这样算的：战争不到半天的费用，就能赎买特拉华的以四百美元计算的全部奴隶——这次战争的七十八天费用，就能赎买以同样价格计算的特拉华、马里兰、哥伦比亚特区、肯塔基和密苏里的全部奴隶。

联邦国会通过了一项赞成根据建议的条件解放奴隶的决议。但南部不予理会。

尽管林肯对奴隶制深恶痛绝，而且后来还以解放者著称，可他起先主要是为保全联邦。

在第一次就职演说里，林肯明确地表白，他没有合法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去干预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战争开始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林肯都在想不去触动奴隶制。1862年8月，针对一封题为《二千万人民的祈求》的公开信，林肯表示：“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仅靠声称联邦不容分裂，并不惜以大炮来维持的话，即使南伐成功，用刺刀把南部诸邦又和北方串在了一起，林肯也不会流芳百世。他顶多不过像俾斯麦之于德意志，嬴政之于秦帝国。这和狮子或大猩猩争抢地盘没有太大的区别。

林肯没有止步。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表，战争演变成了为自由和人道而战。在林肯的战旗下，完整的疆域同时也必须是自由的乐土：“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干脆就说，占美国人口八分之一的黑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和重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战争的根源，而反叛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永保和扩大这一利益，为此不惜以战争割裂联邦。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最后陷入了百口莫辩的窘境，而林肯却在历史上获得了南方再也无法争夺的道义制高点。林肯既象征着自由、平等，又高举着统一的大旗。事后看，也许我们觉得代表正义的林肯必胜。

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充满了悬念。

1864年下半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的一个坎。因为它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命运。这次大选实际上是北方就战争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美国人民将就是战还是和，用选票做出自己的抉择。

1864年6月7日，林肯再次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林肯在1864年6月16日一次保健义卖会上说，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为了美国人民，即使战争还要打三年，也要把在整个国家疆域内恢复政府权力这条路线贯彻到底。可是，宪法没有授权总统可以自行决定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如果不能再次当选的话，他也没有权力选择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总统接班。继续战斗的说法，不是下达最高指示，而是林肯向美国人民申明政见，真挚呼吁。

总统职位四年一选。这就决定了林肯不能不考虑这一现实政治条件：在这个有限的期间里自己只掌握有限的权力。他既无权去统一思想，也没有能力统一认识，强制国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的战略选择必须有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一意孤行没有合法性，也没有现实性。没有足够的选民认可，打到里士满，统一全美国，也只能是他林肯的理想而已。

他和他的政见，必须接受选举的检验。

在竞选期间，林肯引用了一则荷兰老农的故事。

在一次旅行中，这位老农对同伴说：“在要过河的时候换马绝非上策。”

但是，北方人民到底换不换马，共和党无法把握，林肯也不能操纵。

尽管林肯为了美国的统一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可依旧止不住厌战情绪在1864年的夏天弥漫。呼吁停火和谈的声音不绝于耳。从加拿大流亡归来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甚至直言不讳地发表反战言论。面对当时的情形，一位纽约政客就说：“人民都为和平发了疯。林肯不可能再次当选。”就连林肯自己都感到前景黯淡。1864年8月23日，林肯在便条上写道：“今天早晨，和前几天一样，看来本届政府极可能不会重新当选。”

可局势的发展却有点像诗：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该年9月，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南部邦联主力部队全军覆灭。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胜利，扫除了笼罩在林肯头上的政治乌云。就像南方的《里士满观察报》所说的那样，“它使林肯的党幸免覆灭”。

林肯再次当选总统。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第一次在战争期间举行的大选。在烽烟弥漫中，没有人建议推迟1864年的总统选举。林肯就说：“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简直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实验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士兵也参加了选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让参战人员在一次可能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战斗的选举中投票。就连士兵也支持战争。在士兵中，共和党选票占四比一的多数。

这是人类自由史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诚如在大选获胜后的林肯所言：“它证明，一个人民的政府可以在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当中经受起一场全国性的选举。在此之前，世界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可能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北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不是由谁自我标榜，而是通过选票验证。

再次当选的林肯，没有乘胜彻底干净消灭敌人的打算。看到死亡和流血，他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在1865年2月5日致国会的咨文草稿中，他提出：国会授权总统付给弗吉尼亚等南部16州4亿美元，以赔偿奴隶主解放奴隶后的损失，目的就是换取南部诸州放弃和停止反抗；此外，一切政治犯将得到赦免，归还除奴隶以外一切依法充公或没收的财产。

尽管这个设想遭到了内阁成员的一致反对，但这份永远都没有提交国会的文件，依然是林肯目光远大和人道精神的体现。林肯知道，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只要不愿意美国永远绷着斗争的弦，就必须尽可能让强扭的瓜变得更甜一点。

林肯不惮于使用霹雳手段，却始终有一副菩萨心肠。在他的努力下，联邦国会在1865年1月31日通过了提出否定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就是在去福特剧院之前，他还在释放一名南方在押犯的文件上签字同意。可刺客布思却把他当成了南方的仇人，美国的暴君。

1865 年4月14日，林肯在福特剧院挨了布思致命的一枪。

巧合的是，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第二天，林肯与世长辞。

虽然林肯已经看不到招展的旌旗，听不到长鸣的号角，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还在。美国断裂的纽带重新连接了起来，林肯使它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历史学家威廉斯所言：“自1865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党、阶级或阶层就连分裂国家的可能性与可取性也没有人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