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泓       来源：范泓的博客

2008年10月，我与广州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杨女士合著的《重说陶希圣》一书由台湾秀威资讯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亦予推出，书名改为《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关于这本书的缘起，主要是想通过对当年北大著名教授陶希圣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即投身中国现实政治，从此卷入隐微复杂的权力漩涡，以及陶本人种种复杂心路历程的探讨，透视乱世潜流之下书生从政的局限性何在，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与权力”在现实中互为冲突和消解的两难之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又不仅仅是在论述陶希圣其人与事，更多的想法是将其纳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人从政这一政治生态现象的框架中，审视这些人在进入权力之后，能否以其“内部穿孔”的勇气，改变权力机器；或发挥自身优势，影响社会的进程；或将事情搞得一团糟，其本身也遭至阉割；或当理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会不会变成政府的尾巴……等等，这些问题，无论在过去或今天，都有一定的针对性。

从历史的转折看，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观念中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中的“士”有着实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其办学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后，“士”的实质也在随之改变，传统的“士”被现代的知识人所取代，“士”所追求的“道”被现代知识人的“民主”、“科学”、“启蒙”所取代，现代的中国所谓“知识分子”包括“农工商”的专家在内，从事各种专业研究或接受技术训练，从而利用所学所专服务于社会，并不像传统中的“士”其出路主要是做官。不过，也有尚未改变的，那就是一些“知识精英”常会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身，惯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其中的原因，以已故北美教授周策纵先生的看法，即“来自那根深蒂固的‘士’的观念，以为今天读书人的责任，还是‘治国、平天下’。这种‘治国、平天下’的古老观念，流行到现代，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介入现实际政治，置身于权力机关，并不令人奇怪。说起来，虽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救世心态，不惜与权力发生联系（影响国民思想、干预国家政治运行），从而彰显其人格上的某种魅力。应当承认，现代以来，学人从政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文化生态现象。不论在怎样的体制中，都无法加以回避。从客观上讲，学人从政对国家来说，并非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相反，在非常时期，政府也希望一些在学术与人格上皆具声望的人出来为国家做点事，这就势必具备了双方“一拍即合”的可能与条件。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想从政的学人都可以从政的，政府同样也会有自己的选择，当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陶希圣原本没有任何从政的念头或打算，三十八岁从政之前，亦并非是一个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之人。陶希圣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以及创立著名“食货学派”，包括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直接影响，使之成为当时平津学界中的重要人物。不过，作为社会史学家的陶希圣其时在政治上的态度与立场不容忽视，尤其“七七事变”之前，与北京左派教授打笔战时的那种锋芒与犀利，不仅给平津学界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亦深得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与认同。正是有这样一个背景，蒋介石的一个“命令”，从此改变了这位著名学人后来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看，陶希圣虽为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但在国民党内部充其量是一个有声望的普通党员而已；即便在1927年北伐时期，他受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也不过授衔中校。一夜之间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置身于权力的中心，尽管他本人也感到“惶恐”，但现实中所赋予的“角色意识”，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党的意志或纪律的一种压力。

民国从政学人“思出其位”的原因与机缘，各不相同，其事功亦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政治上的理想以及试图担负起救亡御侮的历史使命，或许是导致这些人从政的一种催化剂。譬如朱家骅和王世杰，他们自北伐期间，出大学教授进入国民政府工作，自非为做官而来，但“两先生均曾参加辛亥起义武汉之役，于国家，于革命，皆有深刻的认识与抱负，其放弃教学，当然非一般教书匠可比……”（白瑜语）。当代学者章清就认为：在那个年代里，确实很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然而问题在于：一，学人从政虽亦可见政府对知识的某种重视，但在极权体制下，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开放。原本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那种“相互排斥”，此时变为一种“彼此合作”的关系，其中的现实因素很多。就权力而言，当国家出现危机或社会运行发生重大变革时，政府才可能放低其姿态、调整其政策，与“知识精英”在政治上保持某种互动。说到底，仍是权力自身的一种需要，不应视为是一个常态；相反，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比较认同当代美国学者科塞的某些说法：在正常时期，“知识分子偶尔也有可能被吸收进权力机关”；在特殊时期（科塞用了“革命年代”这个词），“知识分子集团才会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知识分子涉及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科塞的观点针对西方某些知识分子，是否合用当年中国的情形，可以论证；二，进入权力后，并非所有人都可发挥其专长，知识与权力毕竟是两回事，有些人在权力中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正面作用，反而将形势搞得一团糟，如翁文灏和王云五，在其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任上，坚持发行所谓的“金圆券”即遭人诟病。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王云五理应事先周详考虑，宁缓毋急，或多寻其他之方案，然上任后七十九天即断然宣布发行金圆券，“实在远超过本人才能学识，以致爱国终致误国”（吴相湘语）。结果，“发行不到三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郭廷以语）。翁文灏本是一地质学家，于财政金融更是一窍不通。尤其危机来临，虚与委蛇，心有旁骛，缺少担当，那次的币制改革焉有不输之理？胡适先生当时就请陶希圣转告蒋介石一句话：翁文灏不能做行政院长！并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对于这一桩历史公案，著名史学家吴相湘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当局祗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事实上，北大教授陶希圣也是一个不合搞政治的人。尽管其中有诸多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他内心深处对现实政治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那个“心结”，就是牛顿的那个苹果，在“道”的万有引力之下（清初顾炎武有“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说），落入无底之井，从此变为一个“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当年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那个“锋芒太露”（陈布雷语）、天马行空、神形皆备的“学者陶希圣”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当他置身在一个态度暧昧、派系纷争的政治集团内部，“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何兹全语）这一弱点，成了他在实际操作中“进退失据”的主要原因，后来发生的事情（“高陶事件”）即可证明这一点。我曾拜访过陶希圣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他当时就对我说，陶希圣这个人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悲剧，乃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相形之下，一些超然且独立于党派之外的知识分子如胡适者，在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中，则能够有自己的认识，并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即：进，可说服政府，退，可批评当局，这种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一种“独立的精神”。尽管后来国民政府也不由分说地“调兵”调到他、“拉夫”拉到他，使胡适“没法子逃”而出任驻美大使。但胡适骨子里心有不甘，以致对妻子说出这样的话：“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陶希圣则不然，他如同守着一盏灯幽幽暗暗的走到底，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多年中断，还包括丧失其价值上的某些判断（后果即为“走失自我”）。正如当代西方学者科塞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特定条件下，他们不仅协助掌权者以获得地位的“合法化”，甚至还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的辩护”。这个观点是针对西方某些知识分子而言的，如费边主义者或罗斯福“智囊团”的那班人。但陶希圣从政一开始即在最高掌权者的身边，从他每周出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会议这一点即可看出，也是一个“出谋划策者”，与上述那些人至少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

一般说来，读书可以不必从政。又要读书，又要从政，最不容易。只读书，不从政，最容易，但不能做个无用的书生。不读书，只做官，尸位素餐，颟顸自得，最为下流，奴颜婢膝，蝇营狗苟，更不足道。当年国民政府北伐以还，学人从政者为数不少，但在体制内能够按其意愿实现政治理想的人似并不太多，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远离自身学术上的优势，一头扎入强大的政治集团势力范围，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之症候，或如胡适当年对傅斯年所说的那样，弄不好就“成了政府的尾巴”。正因为如此，后人对这一批人有过这样的总结：“王亮老（宠惠）大而化之，顾孟余不胜繁剧，张家璈未能深入，胡适之避重就轻，蒋梦麟看重美援，蒋廷黻余力未尽，翁文灏晚节不全……”（白瑜语），听起来颇似戏言，却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英，在国家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变革往往由知识分子发起，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和脊梁。以今天的看法，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具备这样一些条件：“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最低要求”。因此面对权力，能否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彰显知识分子独立的自由意识和立场，以及批判的精神，这不仅是当年知识界曾经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同样是今天知识界所要面临或记取的。对于历尽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之下，如何对待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必须有一个历史的认识，甚至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民主社会，靠选票说话，人人都可以竞选总统，同时也可以拒绝权力；在专制社会，知识分子从政既来自个人的意愿，也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但无论是征召抑或自觉，都不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去，所以，知识与权力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截然不同的互动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刊于2009年《中国图书评论》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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