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套套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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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建设一批以列宁为名的飞船！ 1931, by Georgii Kibardin

《两个帝国的易颜术》

供稿于《新视线》10月号“万岁”

1961年前后发生在公共传媒中的几个事件犹如解剖试片一样为公众提供了集体道德思考的空间：一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公审前一年被捕的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克曼；电影《纽伦堡审判》同时正在拍摄；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于1961年开始进行著名的“权威服从”试验（通常又称艾克曼试验）；汉娜·阿伦特三月份起开始在《纽约客》上发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以及对米尔格伦的“权威服从”试验报告。这一些列相互关联的事件使得人们开始追问那场二十世纪最为残酷的灾难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知名实验。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克曼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艾克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试验的结果是：普通人在坏制度中会作恶。

而与此同时阿伦特的艾克曼审判报道中提出了“平庸的邪恶”，这是因为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犯下的罪恶。这两个接近的结论一下子拉近了民众对大屠杀创伤记忆和正在发生在越南的“另一场屠杀”的距离，当然引起了自由社会的极大争议。对同一事件的关注需要多样化的媒体支持，其共同的基本条件是允许公开言论的自由。纳粹帝国的形成正是取消了其他公共表达的可能性，通过系统化的政治宣传和洗脑，裹挟着几千万普通人一起执行灾难。

创伤记忆同样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他们的政客和学者们认为德国并不是在战场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而是败于协约国更为强大的政治攻势，其中的一个士兵在战败五年后这样写到：“宣传，只有掌握在专家手中才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武器”，这个人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他不仅是个专家，而且成为他一手打造的邪恶帝国的形象代言人。

希特勒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更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当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立即动用暴力和媒体一举消灭了公共言论的空间，接下来就是发动宣传攻势将德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无所不能的领袖身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通过德国强大的同步化生产能力，戈培尔将一种廉价的“人民的收音机”推销到普通大众的家里，1939年初这种收音机的销量是900万台，差不多每两户家庭拥有一台；等到1941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500万台，直接对5000万德国人民产生作用。“人民的收音机”上面只有几个简单开关和少有的几个频道，为了是让人民能够快速地接受元首的洗脑。当然除了家里，人民不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厂矿机关单位，都能听到元首从各个喇叭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戈培尔多层次地打造着元首进行时，营造一种随时与人民在一起的形象，即便希特勒不是那么喜欢飞机旅行，他还是要在一天之内出现在三个城市，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守护神，民众因此而如痴如醉了。在1933年希特勒的著作《宣传和国家力量》里面写到：这一伟大形象必须最为强烈地表达在每一种情感和思维之中，希特勒的忠诚战友鲁道夫·赫斯将之更为明确地表达：元首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让大众感受到他是正确的，并将一直正确下去。这种单纯、盲目的服从性造成的余毒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为了元首的利益后来私驾飞机前往英国单独和谈的鲁道夫·赫斯，即便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仍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忠诚："我得承认自己在我的国家的千年历史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儿子的领导下生活和工作过多年。”

《国家社会党的组织手册》中不同纳粹组织的三角旗和袖套

第三帝国的政治宣传在动用大众媒体的程度上不仅超越了之前所有近似行为，并且达到了史上几乎难以跨越的高度。从纳粹视觉符号、标语乃至希特勒的形象，借用广播、报纸、海报、集会、电影、印刷品及各种标准化手册，深思熟虑地将纳粹精神系统化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麦迪逊大街兴起市场行为研究之二十年前，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们已经把行为执行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境地。此后大卫·奥格威的360度品牌营销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再说奥格威服务过的盖洛普调查公司战时正是服务于英国安全部。

极权主义生成的“帝国”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媒体的控制进而控制民众的心智。但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一种新型帝国正以不为察觉的方式渗透在每个个体周围。事实上，新型“帝国”并不代表任何单一物体，而是由各个利益体构成的巨大矩阵（Matrix）：我们喝它的饮料，听它的音乐，呼吸它的空气，开它的车，抽它的香烟，奉行它的信仰，看它的电影，服用它的药丸，向它借贷，受益或受害于它的政策。从形成生命差异的DNA结构到我们大脑的生化运作，从南极正在消融的冰山到非洲腐败废弃的土地，它正以一种不为察觉的方式严酷扩张。

若要明确指证帝国的核心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存在着明显的嫌疑对象（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耐克、Google等等 ），和旧帝国共享的本质是：作为一个体系它不断反击和消灭针对它的指责。新的帝国把希特勒的头像换成了迈克尔·乔丹，把纳粹的徽章换成了耐克的一勾，把对第三帝国忠诚换成了品牌忠诚度……介于对过去不良的创伤记忆，当代宣传基于各种广告、公共关系、传播及大众心理学的基础上套上了美学的、民主的、心理暗示的、生活方式的各种伪装，深植于我们的体肤之下，对此我们又无能为力，比如，当我们穿上某件外套时就有可能给发生在北朝鲜的非法劳工现象助了一臂之力；当我们在王府井使用自动取款机时，事实上是给远在波士顿的银行家提供了增长其财富的机会；或当我们发动我们的汽车时，其实是心照不宣地置身于一场中石油的海外并购案；阿伦特的 “平庸的邪恶”在当下看似空前开放的网络世界仍在发生着，每一个五毛党人因为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而正在制造着全球最大的虚拟泡沫……我们的需求使得我们面对上述现象时已变得习以为常，新的帝国正是依存于这种环环相扣的网络体系中，数据、资金、货物、媒体、物流以一种令人晕眩的速度和敏捷方式在我们身边循环。

当我们的独立个体消失时，新旧帝国再一次的同流合污了。

延伸阅读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宣传

赵刚：戈培尔的收音机

二战前夜（1933-1939年）纳粹德国报纸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