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我知道“兩會”很重要。所以每年開“兩會”，都有大批記者集聚北京。可是老實說，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頭，我根本無法在排山倒海的各種報導裏瞭解“兩會”到底重要在什麼地方。諸如確立國花可以刺激經濟、配偶可向第三者索賠等一大堆古靈精怪的言論，“兩會”本質上最重要的東西就此淹沒在網友的嘲諷咒駡聲中。

全球新聞界苦於“資訊娛樂”（infotainment）久矣，嚴肅課題的娛樂化處理會轉移受眾視線，追求感官效果多於理性思考，把全體公民貶為一群消費者。但中國的情況其實和外國有根本的差異，並不是因為受眾厭倦正經的議題，而是不知從何說起，只好藉著歡樂宣洩心中壓抑的不滿，不滿“兩會”代表委員的表現。的確，“兩會”新聞的娛樂化、花邊化，並不會是媒體從業人員本身的問題。相反地，我相信大部分編輯和記者其實也想認真對待自己的專業責任。

要理解新聞的專業責任，我們不妨從一個更寬廣的框架著手，一種“公民文化框架”。不論你認為民主是什麼東西，也不管你相信中國政治的民主改革應該走哪一套模式，恐怕都得接受這個框架之下的四種內容：

1.公民有知悉公共事務的權利。媒體不只要盡其所能地報導這些資訊，還得代表公民挖掘許多被政府忽略甚或掩埋，但又不是不重要的資訊。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知情權了。

2.光是知情，空有資訊，卻缺乏解讀資訊的能力，猶如文盲對著一堆書本，那又有何意義呢？所以公民還必須擁有“公民辨識”（civiliteracy）的權力，學懂瞭解公共事務的方法，能夠理會各種政策與法令的含義。

3.只是知道訊息，讀得懂政策檔，一個人還不算是個完整的公民，因為他欠缺獨立思索和判斷的能力，不曉得怎樣清晰地陳述自己的想法。故此，公民還得配備形成意見的能力，而獲取這種能力也是一種應有的權利。

4．既然對公共事務有意見，那麼一個人當然還得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與其他公民溝通以造成輿論，向執政者發言以實行監督和創議的職責。用平常的話語講，這就叫做言論自由了。

一般以為，新聞媒體在公民文化權利的推廣上有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它要回應公民的知情權；其次，它可以協助大家讀懂資訊，提供恰當的脈絡和相關知識；然後，在單純的消息羅列之外，它提供一套敍事，方便大家考慮和推理；最後，它提供平臺，讓公民有機會發表言論，共商國是。

那麼，近日有關“兩會”的報導是否可以滿足這四種重要的文化權利呢？就拿備受關注的四萬億提振內需計畫來說吧，我們能夠在報刊和電視上得知它的詳情嗎？如此龐大，關乎每一位元國民福祉的工程，大家能在媒體中窺得它的背景知識，再由此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斷嗎？公民是否可以借著媒體鋪架的平臺暢所欲言，對有關部門施加影響呢？

我必須說，情況並不令人滿意。從會議的開始到結束，四萬億始終是一筆未曾細化的數字，許多重大的政策和預算方案也只徒具粗略的線條，罕見精細的分析。這是媒體不夠主動？還是它們心有餘而力不足？難道是“兩會”規模太過龐大，消息多得來不及消化了？抑或是大家面臨了根本的限制，新聞源頭本身就很乾涸？

我們知道“兩會”重要，所以每年“兩會”都是媒體最忙碌的日子。可是他們忙了半天，受眾到底知道了什麼呢？除了有趣的言論、要人的姿勢，以及熱鬧的場面，我們知道的就是“兩會”很重要。

来源：梁文道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