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由林贤治主编，本书的定稿其实2004年就完成了，当时没有得到顺利出版。直到前几天（2010年5月上旬），忽然接到林先生电话，他高兴地说这书出来了。我却恍惚的很，因为我把这事给忘了。当初我为这本书整理了一部分内容，在济南和北京共采访了四个“黑五类”子女，如今那些受访者除了路大荒的孙女外，我连名字都不记得了！直到后来接到新书，才又回忆起自己帮助整理书稿的过程。
2003年的冬天，林先生给我电话，希望我帮助找一些黑五类子女进行采访，因为到现在为止，“黑五类”在国内还没出版过专书。他特别嘱咐我：就去基层找。我现在看到此书的结构，才了解他的意图，大概是要展示尽可能多的社会层次。本书中已收录了高层知识分子家属的文章，比如胡风、路翎、章乃器、陈企霞等人的子女皆有文字，还有彭小莲导演有专文记叙乃父彭柏山事件对她的影响⋯⋯我就在春节期间带着采访机回老家，请父亲代为寻找合适的对象。父亲找了一圈回来，却没有收获。他说大家都不愿意讲，都觉得过去那段经历乃一生的耻辱，讲出来很丢人，没人再去揭开那层伤疤。
这真让我唏嘘不已，我记得当时还跟父亲分析社会环境的问题，当一个人被打倒在地，哪怕后来证明被打错了，但是你已经是失败者了，你的身上已经带有了让人耻笑的烙印。他们不愿意讲述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让他们讲述的文化环境。若过去不被讲述，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某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内化于深处的恶，成为一种自戕和戕害他人的力量。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我后来的采访对象梁志强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他说他的精神一直受那段历史影响，现在的他为了寻求清静，开始学佛。他说话：“其实很多黑五类子女想不开，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好多人都有仇恨的心理，现在精神病为什么增多，与这个有关！”
对于作家、学者来说，可以从那段往事中发现文化的价值和历史的深邃，历史可以转化为有益的资源。但普通人很难完成这个转化，它只会变成一个潜在的破坏性力量，它总会在某处爆发，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一定与几十年前的斗争史有关。历史上的历次政治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对今天正在发生的琐碎事件所发生的作用和力量，是非常隐蔽却又非常实在的。你仔细搜寻会发现，每个家庭几乎都曾参与这样的斗争史，而这种邪恶斗争形成的心理扭曲会通过家庭成员向下传递，而我们的社会对于这层发生于精神深处的灾难，采取回避的态度。
在本书序言里，我看到林贤治在他的家乡广东阳江，采访也是不顺利的。后来，我依靠一些曲折的关系以及我自己的交往，在北京和山东各采访到两位黑五类子女。其中一个受访者路方红，她是济南人，我与她的父亲的交往，是一段让我难忘的经历。
她的父亲路士汉是我在济南做记者时就认识的。他是蒲松龄专家路大荒的儿子，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的大部分手稿是路大荒搜集、购买并保护起来的，日本人当年侵略淄川，对于蒲松龄文物觊觎已久，路大荒背着这些手稿四处躲避，还有亲戚为此惨遭日本人杀戮。这些手稿最后大都无偿捐献给了山东博物馆，但是文革后他仍难以幸免，最终遭受残酷的迫害。这个迫害延伸到了他的儿子，一直到他的孙子孙女。路士汉是济南一所著名医院的最早筹办者，一个鞠躬尽瘁的大夫，但是在我2000年采访他的时候，他仍然住在一个只有20多平米的房子里，没有厨房，只有一间很小的卧室和客厅。这让我大为惊讶。文革过后这么多年了，他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儿女也小有成就，哪至于如此清苦？记得采访完了路士汉后，我还跟他一起去淄川的蒲松龄故居寻访旧迹。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济南大明湖畔探望他父亲当年的故居。但是此后我离开济南，多年失去了联系。
为了做《烙印》的采访，我从前同事那里打听到路士汉，得知路老已经去世了。于是我给他的家人打电话，那是清早在宾馆打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儿子。我报上姓名，然后说明来意，还未等细说，对方声音低沉，直接地说了几个字：“你来吧，我们在家等你。”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惊奇，我并不认识路的儿女，可是他的回答就像我们每天都在联系一样。等我在上午10点左右到达他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路老的家人在屋里等我。他们说，你知道，今天是路老的忌辰，他去世恰好一年了，而且你刚才进门的时候，也正好是他咽气的那个点。
这是巧合，或者其中有某种心灵的感应？我多年未到此城，没想到一来就有此巧遇。我发现我当初发在《齐鲁周刊》的整版报道——连载了两期，整齐的摆在一个桌子上，好像还是新报纸一样。路的儿子说，我父亲活着的那几年经常提到你，这个报纸他经常拿出来看，说你写的好，去世前那几天他还念叨，说不知道你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知道当初我的文章对他也许很重要，但真没有想到有这么重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路家采访的时候，路老的妻子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在一边静默地坐着、听着，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内心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很久后，我才了解这种喜悦的深沉的含义。
文革后，路老单位的领导其实仍然是文革中掌权的，就是他们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路老的14岁的儿子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礼堂接受专门的批斗，这个经历毁了儿子的性格，他本来是大院里的孩子王，但是此后一直唯唯诺诺，我见他的时候，也仍然表现出一种过分的谦卑。虽然路老的父亲和家人被平反，且有周杨和梁漱溟以及一些领导发来慰问的唁电，按照世俗眼光，可谓哀荣倍至，但是这些在现实中都不能改变什么。路老向来耿直认死理，分房的时候，绝对不愿意低三下四去求情，他从来没有服输过，因为他的行为一直是正大光明的，现在他若稍显服输，自然什么都有了。领导毕竟是领导，不愿意在精气神上甘拜下风，于是路老去要房子的时候，不是电脑故障把人名删了，就是刚好分完了最后一户，你等下次吧。
其实路老家绝对不是穷人。我看到他的房间墙壁上，挂的是溥心畬（溥儒）和齐白石的绘画，他还曾拿来梅兰芳的画扇给我欣赏。当年路大荒是蒲学专家，也是文物学家，他与张大千等人皆有往来，屋中所悬皆是真迹。而且我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看到过蒲松龄的亲笔手稿——《观象玩占》。这些文物随便一件都可以换一套新房，但是他们却在这20平米里苦熬，和年轻的后勤工人家属们住在一起！女儿曾要求二老和她一起住，他们拒绝了。这样的行为中，利益考量只是一个方面，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活动，他们住在这里，是一种惟一能实现的谴责方式，他们不愿意放弃这最后的抗议。
迫害仍然在延续，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我们经常在书中看到政治运动谁谁被恢复名誉，平冤昭雪，于是觉得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实远非如此。在《烙印》这本书里，路方红讲述到后来他的父亲终于住进了新房，原因是医院换领导了。但住进去不足半年，路老就撒手归西。我认为临终前的路老并不像其子女表述的那样，是心下释然的。与他交往有限，但是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他的。屠格涅夫说，迟到的幸福让人恼火，因为它扼杀了我们继续抱怨生活的权利。那些补偿来得太迟了！路方红讲述父亲去世前的情形，证明着我的看法——
“父亲临死前把我和哥哥叫到床前，让我们给他整理整理衣服，不准外人参加，直接把他抬到火葬厂，把骨灰埋到我爷爷坟前。不准我通知亲戚朋友，连他姐姐也不让告诉，更不让我们告诉单位。按照资格他可以进济南四里山革命公墓，但是他说，我不去，我一辈子没沾人家的光，死了也不沾光。我们按照他的遗嘱来办，没有人送画圈，没有人吊丧，没有与遗体告别的仪式。”
这真是一幅悲凉的画面，其中有某种冷硬的东西，我发现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的心还是没有被暖过来，他对于人性似乎有彻底的失望。
当时我采访后写成的文章，不仅发表在《齐鲁周刊》上，还被多家报纸转载，比如河南《大河报》、《中华读书报》。在《读书报》发表时他特别快乐，说那是《光明日报》办的。《光明日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特殊的位置，所以他非常看重这次发表。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是我父亲路大荒去世后第一次对他的事迹的发表（ 也许应该是惟一的一次），他为国家为民族做了这么多贡献，最后给你一张纸说平反了，然后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我去采访他，首先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后来几次交游却不再是工作，我们一起去寻访大明湖畔路大荒的旧居，那个狭窄的百年小楼临着历下亭，位于秋柳园的边上，是大荒先生当年躲避日本人隐姓埋名栖宿多年的所在，甚至在曲水亭附近，那个曾经名流雅集的老房子也在，如今墙壁已经开裂，但是仍然有人住着，门口的石榴树仍然是路大荒生前就栽植下的。那时候的我感情丰富，处处用心动情，所谓“寻常青苔痕，步步生悱恻”，我对于路老的故事，是抱有深切的同情和愤怒的。那几次交游的经历，我记得还以诗歌做过记载，如今还记得几句：钟鸣泺湖堤草长，笔花依次归大荒，剩此燕雏已垂老，绕树重来访旧梁，曲水难诵蒲留仙，秋柳不吊王渔洋⋯⋯我的心情，我想他也一定是有所察觉的。
记得有一次与致力于口述史的学者刑小群女士同车，闲聊中谈及一些青年学者比如余杰的文革研究，她说，没有经历过的人在引用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隔膜，味道也不对。我非常理解她的意思。那些运动历史里包含了人性黑暗的深度，这是人性的一种可能性，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让后来人知晓它的运行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的历史不仅仅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而如何把其肉身未曾亲历的历史经验进行嫁接和移植，有血有肉地接通到我们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我自忖与路士汉一家人的交往是一种有深度的交往，是一次对于历史的有效学习，路士汉老人的讲述让我如临其境，那伤痕和烙印长在他的身上，但是我在某一刻也真切地感觉到了疼痛，也真切地认识到这种让人疼痛的制度环境不该存在。学习历史不能仅靠一些数字和知识框架，要有人耐心地讲，有人细心的听，须有细节，见真情，因为历史展现在最细微的地方。像刑小群和林贤治做的口述史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传授策略和记忆策略。我曾跟林先生讲，其实做这样的历史工作，拍纪录片是最好的方式，因为纪录片在纪录细节方面有文字难以达到的优越之处。我自己就有一些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拍摄项目，惜乎没有资金支援，仅靠一个人投入是支撑不了太久的。 而国家的研究机构，更是很少对这种历史题材投入精力。数十年后， 《烙印》的出版，竟然还是首开先河，看来这个黄金遍地的时代，人们无暇自哀。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还收集了作家刘烨园的长文《从灰类到黑类》，这是书中最长，也是写得最用心最壮烈的一篇。刘先生辍笔多年，这篇文章应该是04年前的旧文，读起来字字坚实铿锵，令我震动。其实刘烨园先生的悲惨家史我早就听他本人讲述过，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关注历史也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他一边讲事件一边陈述自己的艰深思考和精神成长历程，这给予我新的启发。另外，我在读《烙印》中的一些文章时，其实最为感动的，是几乎每个讲述者都在那个黑暗如墨的时代遇到过一两个良知未泯的恩人，他们在那个时代互相之间不敢深交，但是片刻的彼此注视，已经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力量，可惜比较那无边的残酷，这样的良知显现，比例仍然是太少太少了。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