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去世转眼已20年了，世界可以说发生了翻来覆去的变化，也可以说世界停留在某个地方原地踏步。这要看使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20年后的今天，忽然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铺天盖地地怀念海子。我对这种怀念方式感到有些不适应，很难过。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怀念海子，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多少有些单一的怀念方式中，真正怀念海子的人并不一定在这个铺天盖地的“怀念”浪潮中。在一个极端功利的时代，这种怀念海子的方式让人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继而便想到也许这样的怀念大概和真正的怀念尚有一段距离。或许大家觉得要怀念一下海子了，或者有人认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怀念一下海子便觉得有些不像话。于是，怀念里是否有了一种赶时髦的成份是出于某种需要，比如出版社要出海子的书了、报社要做选题了、某些不甘寂寞的人觉得有些寂寞了或者怀念海子也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等。我不知道为什么20年后，我们仍然不能让一个因对诗歌和世界的爱而死去的诗人的灵魂安息。他燃烧得已经够累了，让他歇歇吧，把我们的怀念深深地藏在心里或许更恰当一些。如果我们不是有非说不可的话要说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吵醒了沉睡的诗人，好吗？
　　如果我们爱诗人就应该让他灼热的灵魂安静下来，而海子也曾在21年前，这样说过：“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这整座城市”好像诗人早就预料到今天我们对他的怀念一样。他告诉我们他不需要这样的怀念。
　　我之所以不能适应今天如此“大规模而强烈”的怀念，是因为我多少还记得一点历史和现实，还有一点现实感。在西川不得不写的纪念文章里，除了海子性格及诗人思维定势原因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海子死前至少有三个事情是应该让今天那些怀念的人记住的：一是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二是有两位著名诗人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三是他对诗歌满怀希望的南方之行所遭受的伤害。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诗歌业内，借此可以想像当时是怎样一个诗歌环境。除了极少几个人之外，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都站在诗人的对立面。现在忽然冒出来那么多人怀念海子，给我第一反应便是：可疑。我在想，当年这些怀念都到哪里去了――要知道今天的怀念者也是当时诗歌精神环境的一份子，也就是说是当时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时值今日，奇怪的是不只没有一个人声称对诗人的死负责，反而忽然冒出这么多的怀念者。我们行为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连一些西方恐怖分子的层次都够不上，一些恐怖主义者往往还能公开表示对某件情事负责，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人声称对诗人的死负责。这是我对这种忽然冒出的没来由的怀念感到恐惧的原因之一，即我们既然可以不同责任地怀念诗人之死，同样也可以对诗人的死毫不负责。
　　而事实上，世界上也许再没有诗人的死更让人警醒和具有震撼力的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人是这个世界的道德保险装置，往往以毁掉自身的方式来为时代精神预警的。海子的死正是对精神沉沦和灵魂变得肮脏的我们进行的一种预警。时过20年我们没有忏悔已经够糟糕的了，更加遗憾的是我们却以一种高姿态的方式怀念诗人，好像值得可怜的不是我们，而更像诗人似的。我的确非常佩服“怀念者们”刀枪不入的本事――有了这本事我们还怕什么呢――但我不知道这种人从严格意义上是否还有怀念诗人的资格和权利。
　　西川明确表示对某些对海子死亡话题的热衷有着作为一个诗人的担忧，他说：“在谈到那些对海子的死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人的死亡的”。接着他引用约翰?顿说过的话：“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他觉得海子的死更多地应该引起我们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而非对于死者更多的判断和推测。而且，人们除了对海子的死感兴趣之外，明确对诗人的诗有些顾左右而言他，而对一个诗人最好的理解，恰恰是对其诗歌的理解，对一个诗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其诗歌的阅读和纪念。这样，我们纪念的才不是一个被抽象化的、有些虚假的诗人，一个几乎与诗歌无关而似乎只会自杀的海子。
　　我始终认为，对一个诗人的纪念，一是牢牢地记住他的诗歌，因为诗歌就是他的生命；二是仔细留心观察周围，是否有因我们的冷漠和不负责而被忽视的诗人，把我们对已故诗人的爱转化对在世诗人的珍惜，让美好的诗歌精神得以延续和烛照灵魂。不然，我们对于诗人之死的纪念又有什么意义？西川最后说：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不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

　　　　　　　　　　　　　　　　　　　　　　　　　　　　　　　　2009.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