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兰是那种善于在事物之间找到规律和联系方式的作家之一，那些看似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生存状态，在她那里似乎都以整体的方式呈现。她好像很容易便发现了属于它们的丰富体系系统，就像我们看到的是事物的表面或地上的部分，而她看到的则是藏在事物内部或地下的根系。我想这可能对应于她复杂的内在思想系统和长期失眠里养成的功能强大的思维能力，最后它们获得一种可以穿透事物与黑夜的本质。这是于兰个体写作的秘密之一。

这样说并非一种空洞话语，因为靠着这种强大的思想能力和文学的表达方式，于兰写了一部关于乡村历史的书——《乡村物语》，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因为她发现了乡村精神的一种恒在的走向，但为她所描述的这种无限久远的精神存在，却在司空见惯中为这个世界所忽视或丧失。也就是她不仅描写了一个不易被抓住的精神世界，而且以自我收藏的方式把它们留在文本里。而我们已经这个世界丧失了基本的理解力和表达力。我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对乡村精神这一人类精神主宰元素，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和捕捉力，在于一种自我的遗失与背叛，现代人终于以自以为聪明的方式把自己丢失了。自以为聪明是一种现代病，它自以为聪明的方式使我们变得更愚蠢。乡村精神的丧失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自我丢失。我们病了，我们变得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忽略或忘记我们的生存之根。这是于兰高于我们的地方。她在现实生活中持续不断地忍受失眠症的折磨，其实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综合症，思维的剧烈运动压迫绷紧的神经，这是所有精神主义者的综合表征，精神的高烧杀死体内庸俗的病菌，而紧张的病痛可以缓解思想所带来的冲击。我觉得这可以是一种作为疾病的隐喻，或者精神者们的共同特征，身体的疾病的确有一种杀菌或抑制平庸的作用。

在一个精神并非正常的时代，于兰以生病的方式解决了精神途径上的问题，让世界变得真实起来。像在《乡村物语》里在其基本构成元素之间建立关系一样，这次她在花朵与世界精神至高者之间建立了不为人知的联系，这是她获得世界秘密的方法之一。所以可以说，在别人失去乡村精神的时候，她得到了乡村精神，而乡村精神这一人类精神的基本核心，使她获得了乡村精神所能展开的一切。

何述强的文字不只有着富有呼吸精神的形制，有着密集而细致的质感，而且有着强大的文字掌控能力。我以为这是他使历史叙事与地理叙事得以相互架构、彼此跨越的原因之一。在山河沟壑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于历史的深处探寻人世山河沟壑般的历史呼吸，宽阔的大河表面上徐徐吹来的风，简单而陌生，却的确如此真实，如同一个世界的再现与复活，似乎使这个世界重新获得了某种生命力，这是一种来自灵魂内部和人类精神深处的能量。这种历史与地理整体式的呈现，得益于他对于世界与文字规律及其亲密关系的暗熟于心，以及对这种关系实质的把握。抓住事物和文字要害的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超越，不像是作者在叙述，更像是历史和现实自动呈现，当然这也与南方所独有的熨贴的山水与心灵的滋润有关。它们赋予作家一种超越山水灵性的内在精神气韵，以及肌理密实的编织作风，与那些绵延茂密的树木与山脉获得一种内在的伸展和统一性。

杨永康是那种善于抓住事物横截面的作家，只要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秘密向其露出一个切口，他便可以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毫不犹豫地破译所有秘密，便可以向无限展开。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能够不露声色地抓住事物要害的作家，这种能力和他深谙文字驾驭的技术相结合构成了他文本的整个系统。赋于庸常的日常细节以生动的意义，赋于静止以运动的速度，赋于尘土以生命力，让湮灭在细节与灰尘中的石头重新获得一种呐喊的力量，是别人不可比拟的特异功能。如同完全脱离外力的干扰，杨永康的文字仿佛旷野的草丛或树木，抑或静谧水下的绿色摇曳的水草一样，得到一种充分的生长。它们达到了一种完全自我的状态。它们以可以完全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生长。让文字获得一种自由度，制造一种让人们在这种自由度里深度沉迷的文字迷宫，大概是杨永康迄今为止在文字表达上最得意的收获之一。

三位作家对生活几乎有着同样高度的领悟力和表述力，这让他们的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站在文字与书写层次上，这种饶有意味的个案可以用来解释何谓异曲同工这个词语。对于阅读者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值得玩味和期待的阅读事件，仿佛他们从三个向度分别以自己的方法讲述鲜花与世界长成与开放的方式及其过程。这些文字带来一种整齐而令人兴奋的阅读满足。鲜花与文同时字展开的时候，世界仿佛变得美丽而无忧无虑——

10/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