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清晰记得2005年夏天送张巴赫去幼儿园上学时的情景。他没有像那些哭闹的孩子一样，而是像一个成熟的孩子朝我们挥挥手自己走进了幼儿园的大门，告别了整日由父母陪伴和照顾的时光，开始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我们很为张巴赫感到自豪，他的表现让我们觉得我们对他的学前教育和培养至少不是失败的。为了使他受到较好的教育，我们把他送到县里最好的专门公立幼儿园。我们力所能及地为他创造一切条件。但让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张巴赫从踏进学校校门那一刻起，厄运像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野兽蹲踞在校门里面等待着他，而我们却以为把他送进一个世界上最安全、最能使其得到全面学习发展的地方。我们和张巴赫都没有料到这一送如同把他送进了一个人间地狱般的虎口之中，而虎口之中那些青面獠牙的竟然是那些有着人类工程师美誉却丧尽天良的老师们。不管是以怎样的理由，这些在教育岗位上工作的人面兽心者们都应该千刀万剐——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挥舞着手中的刀一刻不停地砍向一颗颗幼小稚嫩的心灵。

　　张巴赫上幼儿园小班的那个冬天，上学回家后经常看到他尿湿棉裤，有时厚厚的棉裤里里外外竟然几乎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和他的老师说过几次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更过分的是一天下午张巴赫高烧在桌子上几乎趴了整整一个下午而且尿湿了棉裤，而那些老师竟然好像一点都没有觉察，真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刀枪不入雷打不动的定力，三个老师负责二、三十个孩子，人家愣是什么都没发现。看过医生后，我心有余悸，越想越觉得不对，和那些老师们说过几次一点效果都没有之后，便冒傻气一般找到幼儿园的领导们。本以为张巴赫这样会得到应有的教育和照顾，没想到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对他们视为的告状行为列入了严加打击报复、重点“照顾”的范围。他们当然对家长客气了一些，但是，哼，你们的孩子不是在我们手上吗？于是，在此后的日子里，张巴赫受到了一系列的“优待”，以致从幼儿园回来，他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暗淡下来。我除了心有余悸，又新添后悔自己冒傻气的行为，暗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孩子是在人家手上，人家是有生杀予夺权力在手的，但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呢？除了天真幼稚冒傻气等解释外，也许应该还与他们角色的欺骗性有关，这些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变成一只只披着羊皮的野兽了——当转身面向孩子们时，他们会露出世界上最凶悍的面孔——想一想真像是人类最可怕的一场场噩梦。

　　后来总算熬过两年幼儿园时光，但已明显感到幼儿园的兽性大师们给张巴赫留下的人格阴影：他不再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甚至最后学会了苦闷和忧郁的表情。后来，我知道其中一位虐待张巴赫的老师是我一个朋友的妻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有着娇小身材而在生活中温柔有加的女人为何一走进校园便开始现出一副魔鬼一般的面孔。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其另一面，打死我都不相信她还有善良的一面，因为她曾经是对张巴赫最不手软的老师之一。

　　为了让张巴赫不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上小学时，我们专门为了他选了据说最好的学校，而且我曾在那个学校工作过，原先热心的同事也帮忙给他的班主任打招呼。但一切终归于事无补，张巴赫这次遇到的是一个像母夜叉一般的班主任。一个偶然事件最终让我下决心为张巴赫调班，尽管调班过程中受尽那位母夜叉班主任的侮辱和人格攻击。我在《跳山羊的结局》里这样记下当时对张巴赫的观察：“从他的恐惧里可以看出，他的老师当时对他是一个怎样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平时他们受到的是怎样的对待。”在换班很久之后，张巴赫也承认他平时受到了老师的欺负。而此前，一个朋友的孩子和张巴赫同一个班，濒临被开除的边缘，朋友曾找我问那位母夜叉住在哪里要去她家里意思一下，最后有没有去她家表示我不知道，我看到的结果是那个行将被开除的孩子由最后一排被调到了前面第二排。我依然无论如何都无法想明白，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为何会变成一种类似敌我一般的尖锐矛盾，从什么时候老师开始有了一种对孩子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有的话这种权力是谁给他们的，为什么老师反而成了孩子们洪水猛兽般的灾难性人物，而对于孩子的戕害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举首投足有着最为便利的条件，世界上还有比牧羊者竟然是凶猛的野兽对羊群的侵犯更便利的吗。难道没有给老师们有所表示就是对他们天大的歧视吗？物质主义是他们变成人面兽心的根本原因吗？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铜臭已渗透进黑心教师们的每一个毛孔，孩子们的心灵和这些肮脏的交易哪怕有半点关系，都会立刻变得不值得一提，这就是今天中国教师的普遍而标准的面孔，而这种可耻背后则是中国五千年人治的野蛮思维习惯，任何权力背后都隐藏着一串罪恶的特权逻辑，我们的历史竟然根植于这种血腥与罪恶之上。

　　费尽周折调班之后，我们总觉得应该万事大吉了。因为张巴赫现在的班主任是我同村的小学同学，即使她再慑于那位母夜叉的淫威，也不会对张巴赫有任何不利之举。这点起码的最基本的信任还是有的。但从她的表现可以看出，那位母夜叉从张巴赫调走之后，没有一刻停止施展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淫威。而她懦弱的性格也注定她会在一些事情上屈服于一种委曲求全的善良心理。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她所能左右的了：半年之后，张巴赫没有出现预期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出现更深的恐惧：一个老师经常恶狠狠地骂他们、盯着他们然后大打出手。最近他的一个同位经常欺负他，把他的膝盖处和头部打得都是伤时，他的恐惧使他连表达的欲望都没有了：他只剩下默默地忍受。我是从一个其他偶然的话题中得知他在学校的遭遇的。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哀：张巴赫终于被学校教育修改为一个标准件了。现在他已经知道哪些是该说的，哪些是不该说的。张巴赫告诉我：老师说下课期间即使有同学欺负也不准找老师，找老师老师不会管还会被批评。从张巴赫的眼神可以看出，恐惧已经深藏于他的内心深处了。或者可以说，他对于欺负他的同学的恐惧已经被他对老师的恐惧所超越了。

　　当我打电话把欺负张巴赫的孩子的事告诉他的班主任之后，张巴赫这样对我说：你不要再给老师了，老师说快放假了，等下一学期再说吧。当时，我悲哀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凭良心说，也难怪那些老师们变成牛头马面一样面目可憎，张巴赫所在的班超过120人，其他班也都在这数字徘徊，一上班就要面对在老师看来像魔鬼一般的孩子们的为人师表者，每天如此的教育疲劳已足以使他们对孩子们丧失了最后一点爱心，而唯有徒生憎恶之情了——或许他们恨不得孩子们一下从眼前消失。去年听说张巴赫所在的学校要实行小班制，不然一些人会受到处罚之类云云鬼话。今年依然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班，老师也就不得不变成世界上的最牛老师了，而且看来这种由超负荷而产生的憎恶暂时没有任何消退或停止的迹象，老师们似乎只有一条全力对付孩子的道路了。因此孩子们的幼小身心也便成了最合法的最终承受者了。唯愿自觉成为禽兽和被迫成为禽兽的中国教师，能最后留下一点尚未泯灭的良心，虽然这希望像天方夜谭一样渺茫和不可思议。

　　那天，我问张巴赫说不是不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张巴赫平静而从容地回答几乎让我从楼梯上滚下来：老师告诉他们，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他们自愿做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比在课堂公然教给孩子说谎更可怕、可耻的事情，是谁让老师们成了公然撒谎者和教唆者。教师成了一个个公然的谋杀职业，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权威的角色和权力、以讲授知识的方式将一个个孩子的心灵杀死，但是谁将为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负责？谁会想到孩子以喝营养品的姿势喝下的竟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毒的毒药，而且是以极其驯服的方式一点反抗的意识都没有，甚至还对老师们带着敬佩和亲切的信仰般的感情。刑法规定要给予谋杀犯罪者相应的处罚，而这些应该千刀万剐的中国教师所犯的滔天罪行，怎样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难道因其角色特殊他们会成为一批杀人不尝命的合法谋杀群体？

　　鲁迅近一个世纪前向社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呼救，事过境迁的今天是社会把大批的杀人凶手派驻进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校几乎无一幸免，而且杀人行为更加高效快捷，中国教师几乎每人都成了杀人高手，这可视为对鲁迅一个世纪呼救的有力回应或反讽——甚至可以这样解读：学校就是以高效的方式集中杀人的地方。无疑这会激起非同一般愤怒，现在人们也许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剥了这些杀人者的皮？

　　200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