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之十） 

问：前段时间我看又有一个榜样出来了，武汉长江上救人的大学生，那种救人方式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觉得是一种不理性，不该鼓励这种做法。同时，媒体还披露了见死不救的旁观者和利欲熏心、高价捞尸的船主。您怎么看？

答：这条新闻我们栏目做了，所以我清楚此事。我的个人立场很明确：这是让我感动的一群孩子，我心里向他们致敬，我看到了青春的美丽、未泯的常识。我很想赞美他们，但不会把他们当成英雄，他们是我心目中正常的青年，他们复活了一条“不能见死不救”的常识……这比英雄令我欣慰。

事后，有人挥舞着理性质疑，有人大声呼吁表彰。我愿意质疑，但我不质疑青春的“鲁莽”，我质疑的是前者的质疑，是这条江的安全防护和救助系统，是政府的职能。我同意表彰，但更关注表彰的内容和方向，是表彰他们的“非凡”还是“正常”？是召唤“常识”还是召唤“英雄”？是表彰“烈士”还是表彰“健康的生命”？是权力的表彰还是民意的表彰？我不仅同意表彰，我还支持隆重的表彰，因为在倍受质疑和不公正评价后，再让它无声无息地过去，我觉得不妥，要追加一份荣誉，这样才公允。

他们很优秀，那份不假思索的“冲动”很优秀。他们不鲁莽，他们已显示了瞬间的机智，考虑到了救人的技术。

这群孩子，我特别留意其年龄和身份。他们是从校园来到江边的，接受的还是一种理想主义教育，身上还流淌着青春和青涩，之所以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个动作的发生，我觉得就是那股青春和青涩在起作用，若再过十年我料想他不会做，因为对此事的风险他会做很多评估，评估到最后就是不做，别人去做我也会鼓掌，也会感动，也会流泪，但都是寄望于别人或更有力量的人而自己不做。

当年全国上下反思“赖宁”并一致同意不支持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时候，我也同意，我也加入了理性阵营。但过了些年，我突然觉得社会正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极端，我们用聪明剥夺了常识，用理性掩埋冷漠和麻木，良心变成一碗坚硬的稀粥，我难以下咽。何况，此事在主体和细节上都远离“赖宁”。

我觉得这群孩子之所以去做，并非受了什么精神的驱动，很可能就是一股冲动，一种本能，一条从书本中得来尚未丢掉的常识：见危不能不救！不能袖手旁观！大凡危急下的勇敢，少有深思熟虑的，都是激情和血性使然，这恰是人身上最有希望的东西，若连这个都没了，人性就麻烦了。我前面话题中说人性是复杂的，充满多元成分和对立元素，有自私也有慷慨，有恐惧也有无畏，我希望这两样都有，配齐了才叫健全，若只剩下一项单极，那一定是恶性的。如今的知识人和批评家，往往思想力很强，但行动力太弱。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溺于思想，行为上很少付出，更不做“出格”和“危险”之事。

珍惜生命、反思救人失败的原因，很有必要，我一点不反对。但有个时机问题，有个技术问题。你要把两件事剥离开：一是奋不顾身地救人，一是如何降低风险和成本。若把两件事绑在一起评价，那就亵渎了高尚，误读了青春，辜负了常识。当理性用力过猛，或时机不对，就成了失明的理性。

需要理性，更要回到常识。尤其看到冷漠的捞尸队出现在同一条长江上时，我真觉得船上的才是僵尸，水下的才是生命。我也再次感受到那个跳下去的动作——它的份量和价值，它毋庸置疑的正确！

一群生命，用身体告诉了我一个事实：常识还活着，这世间还有青春。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