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今年90年了，最近连续几家杂志约写有关五四和新文化的稿子，说要纪念。如果反思也是一种纪念方式，这才比较适合我。

包括新文化在内的五四运动向被称为启蒙运动，这个称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假设，社会蒙昧，只有那几个启蒙者才清醒。设若如此，不妨看看他们是如何启蒙社会、尤其是启蒙青年的。《新青年》是新文化由此而发生的一份杂志，我现在找出它的第一卷第一号，是为了考查这份杂志诞生时的精神初始，看它是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思维引发了后来的文化运动。

《新青年》姓“新”，新文化也姓“新”，惟新是进，乃是这份杂志乃至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刊有《新旧问题》一文，新文化运动对新旧问题的态度由此肇始，并贯穿始终。

署名汪叔潜的这篇文章首先把新旧问题视为国运的枢纽：“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甚至交际应酬亦有新仪式旧仪式。因此，从国家到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宇宙大千，本为多元，该文将无限丰富的多元归纳为新旧之二元，这是一种简单的化约。针对该文自己划分的新旧之争中的三种态度：伪降派、盲从派和折衷派，作者不仅“恶乎”前二者，“尤恶乎折衷”，因为它的主张是新旧调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这是二元并立的观点，但，该文的价值观却是二元对立，作者的态度很直截：“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新青年》以新自居，在理念上，它容不得旧，因而呈现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在态度和语气上都很决绝，带有绝对主义色彩。作者认为西洋文化“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新旧本为天地之自然，哪怕就是植物一株，新枝旧叶，亦为同时。可是，在《新青年》那里，新旧之间，“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该文暗含严复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的“适”，被突出为生死存亡间的斗争。势至于此，新与旧便成了一种只能是排中的选择：“如以为新者适也，旧者在所排除”，“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最后，作者用极端的语气再度重复了自己：“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从立论到表述，此文很典型地揭橥了《新青年》和新文化一以贯之的文化表现，它的症候形态不妨为一元、绝对、排他和独断。这就是《新青年》的精神初始，也是它的价值底色，同时亦是它从一开始就搭建而成的文化框架。从它新店初开到它大张其势，非但未见其转折，反而借助五四从文化走出，以运动方式广之于社会与政治，且愈演愈烈，以至形成一个百年不绝的传统。这就是我们走过的一个世纪，而且是至今为止尚未终结的世纪。当然，终结云云，不是时间维度，而是价值维度。在价值之维上，可以注意到，和上述表现相反的一些价值，比如多元、宽容、调和、相对等，《新青年》非但没有，而且反对。当然，《新青年》里有个胡适之。胡适不是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从来不是主流；而且胡适自己在这一点上，亦不免知行分离，比如他当时对文言及旧文学的态度。进而言，形成世纪影响的是新文化中的陈、胡、鲁，但，最终是陈独秀和后来居上的鲁迅形塑了新文化的传统而非胡适。如果日益边缘化的胡适还可以作为多元与宽容的精神表征；那么，陈独秀和鲁迅则活生生地人格化了什么叫一元、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独断和排他。

《新青年》问世，即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此文声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但，近现代以来，系统传播西方文化，非自新文化始，而是自严复始。严复以一人之力，系统译介各种西学，并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非但没有根本冲突；相反，越至晚年，他越是努力调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中西文化势不两立，非自严复始，而是自新文化始，由此开始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颇为喜剧的是，新文化标举西洋，西方自由主义的多元与宽容，它却没有学来；它视传统为仇雠，传统中“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的绝对主义逻辑，它却发挥得穷形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