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以启蒙为职志，其开卷第一篇《敬告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从1915年标举“科学与人权”，到1919年再倡“民主与科学”，这位“赛先生”始终是《新青年》的要角和启蒙目标，并由此激发一个世纪的反响。

《敬告青年》是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的发刊词，针对陈独秀眼中的青年状况，即“青年其身体”、“老年其脑神经”，《新青年》“谨陈六义”，以为青年“明其是非”。它们分别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统观这六条教义，无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们原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推出科学，科学本身就潜伏了问题。

生活世界，森罗万象。其中固然不乏对立的二元，比如开放与闭锁；但并非所有的二元都构成价值上的对立，而是各有其价值，比如进步与保守，同为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不正常的是，有的二元对立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是出于排他的需要。《新青年》提倡科学，但它一出场就把不是反科学而是非科学的想象，作为自己的排斥。这个态度非但不科学，而且是科学的反面。它把科学以外广袤的非科学领域一律变成科学支配的对象，这个世界变成了科学一元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已经导向为“科学主义”。

本来，想象的范畴与科学并列而非对立（如想象思维和科学思维），它不但无以反科学，甚至在思维上和科学相辅相成。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科学家，在他看来：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它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也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对照爱因斯坦，《新青年》以科学斥想象，认为“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然而，没有科学并非想象之过，排斥想象亦未必发达科学。这里《新青年》是在制造想象与科学的冲突，将想象视为科学的假想敌。

陈独秀以科学反想象，乃是在反想象贯穿其中的宗教与文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本来，科学、宗教、文学，俱是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它们有各自的游戏规则，谁都没有理由凌驾其他之上。何况科学属认知，宗教属信仰，两者不但泾渭；而且身为科学家，并不妨害他同时可以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比如爱因斯坦。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和原始宗教的恐惧性质相比，现代宗教的性质是道德的，它具有道德功能。道德与科学无关，正如文学、艺术、人生俱与科学无关；但，《新青年》的科学是科学通吃，连人生观都不放过。这可见后来《新青年》派所发生的“科玄论战”，所谓“科学人生观”即由此提出。问题在于，人生观乃是一种生活态度，并不属于科学认知。科学解决不了人生问题，而且，并非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为科学所化约和解决。科学有它自身的边界和域限，视科学为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万能，本身就背离了科学。

从1915到1919，几年过去，《新青年》在科学认知上的偏差非但无改，反而变本加厉。这就是1919年它那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当年“科学与人权”的旗子改易为“民主与科学”，后者已经成为《新青年》的百年标志。标志的力量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内涵，它可以鼓舞一代代青年为之奋争，但奋争者却完全可以不明白那两面旗子到底包裹的是什么。直到今天，反思《新青年》依然有人视为“攻击”。攻击者何，当然是由它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当年《新青年》自己就把这两面旗子当作护身符。陈独秀说：“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没有，好吧，那就请你们不要非难本志，“有力气、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这样的句子，让人忍俊不禁。

笔者从不反对民主与科学，但不得不反思《新青年》的科学与民主。它的民主带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广场民主”的色彩，这且不论；它的科学，已经成了科学一律的意识形态，而且《新青年》还把它变成一根棍子，一根打向传统文化的棍子。听听这样的声音：“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思维，按此逻辑，百年中国的科学落后，是不是要到艺术宗教那里去问责。陈独秀在为《新青年》同仁的极端主义辩护时说：“自古以来的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有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因而“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以否定一切的态度反传统，却自冠科学；这是一种文化病态，其中并无什么科学和科学精神可言。

正如有的制度竭力声称民主，并非不可以是反民主；当年《新青年》大力鼓吹科学，其实际表现未必不可以是反科学。《敬告青年》声称“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但，以科学反传统，本身就有违科学理性。饶有意味的是，《新青年》自己并未搞清科学是什么，就率尔启蒙，结果可想而知。看看它自己后来引进的“科学”吧，那才是我们百年科学落后的一大障碍。该杂志用科学反迷信，但却把科学变成了迷信（是谓“科学迷信”）。迷信即蒙昧，如果该杂志一边以科学启蒙，一边却又陷入科学的迷信，这是不是“以蒙启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