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新青年》亮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子，就这位“德先生”而言，在《新青年》前身的《青年杂志》时代，其语言表述为“惟民主义”。陈独秀深感青年教育之重要，因而该杂志第二期有《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文中胪列教育青年的四个主义，次第为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

在惟民主义的介绍中，由于价值杂糅，陈独秀率先推重的反而是“国家主义”。在他看来，西欧民族的发展，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又进而为国家团体，这就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家主义。又由于国家坐大，不免侵害人权，因而有英法革命，这就是惟民主义。如果以这个历程衡量中国，“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方。”这是一个价值隐患。尽管《新青年》用力声张欧美民族的个人本位，但它用以反对的乃是传统东方的家族本位。一俟进入现代国家的问题语境，由于中国和西方相比的贫弱、落后，国家主义便超越个人主义而具有优先性，这一点虽《新青年》亦不免。

当然，陈独秀是用惟民主义来解释国家主义的，因为这样的国家乃“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主权在民是《新青年》的“民主”内核，它主张“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进一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需要延伸到接着不久的《新青年》上的另两篇文章。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认为“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民初议会有两大政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两党对立，在国会中互为反对，这本是政党政治的常态，但在陈独秀看来，这样的政党政治，不是国民政治，只是少数人的政治，甚至与国民无关。因此他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这个条件落实到具体，“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这一连串的“自”，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权。因此，《新青年》的惟民主义，是直接民主，而非已成为现代政治常态的间接民主。

陈独秀的惟民主义，盖出于对民初政治的失望：“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但，这样的表述并不符合历史，如果以世纪眼光看，民初以来的政治是两党政治，不可能是专制政治。20世纪专制政治的历史，除晚清末梢那几年外，主要发生在北洋以后。北洋以后的政治，以1927为界，镜像苏俄，首开（国民党）一党政治的专制先河。比较之下，尽管民初以来政象窳败、弊端丛生；但，只要有一个议会框架挂在那儿，两党凭借选票于此博弈，就不可能造成政治专制。相反，高喊民主、力倡惟民，只要反对乃至推翻政党政治的议会形式，倒会埋下专制祸因。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代表政治，它是民主的间接形态，亦即主权在民，治权在府。就西方国家言，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利益的国民，它们竞争入府，并不需要国民在政治上事事亲为（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也做不到）。但陈独秀反对政党政治，主张全民参与的国民政治，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接着陈连举三例，指出：当年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是乃法美日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所成就”，所以它们成功了。相反，如果不是国民运动，政府党与在野党两相抗斗，国民却如同隔岸观火，无所容心；即使成功，“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陈独秀的例子不免囫囵，如果日本不论，美国革命其实并不合适。它不具有制度性革命的政治色彩，只是一场独立战争。合适的例子是法国，这场大革命确实是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它所造成的广场效应，正是直接民主的经典表现。

要言之，《新青年》的民主，是以“国民总意”面目出现的直接民主，它的前提是反对议会和政党政治，其样板是法国大革命，运作方式为国民运动，其延伸形态则是国民革命。1920年代发生的国民革命，不但结束了北洋议会时代的政党政治，在逻辑上也正是《新青年》国民运动的延伸。从历史和逻辑这两方面看，《新青年》的“德先生”是改写北洋后20世纪历史的推手。这个转折点，不妨就是1919年五四那一天，群情激愤的广场运动，可以视为《新青年》直接民主的第一次上演。历史正是在这里转了一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