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德雷福斯案”不仅震动法国，而且荡漾整个欧美。案中的主角，那个可怜的犹太人德雷福斯一时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本来是从欧洲知识分子抗争史的角度知道这个案件的，因为它和法国作家左拉以及他那著名的《我抗议》有关，但对案件本身却不甚了了。记得1999年做知识分子研究时，多想较为完整地了解一下该事件的原委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表现。但，遗憾甚，彼时的出版界未能满足我。

所以，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和朋友在南京先锋书店，一眼看到这本新出的《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立即就把手伸向了它。在两天的时间内，这本出自耶鲁博士的专著已经被我翻完了，它以详赡的原始资料呈现了该事件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在我期待已久的阅读中，不仅第一次对该事件有了首尾了解，而且额外地，也是更重要的，我借这一案件好好打量了一次酿就它的法兰西。

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为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成立。事实证明这是一起冤案，但，因为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法庭拒绝重申。于是，法国知识界乃至整个法国裂变为两派：力主重申的德雷福斯派和反对重申的反德雷福斯派。一个司法案件就此演变成举国轰动的社会政治事件，并对法国的20世纪史造成久远影响。用100年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话，它“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且直到希拉克说话的1990年代，近70%的法国人认为：从德雷福斯事件中学得教训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作为一外邦人，读完书，我的兴趣也在从这个事件中习得教训。以我而观，该事件的最大教训不外这样两条，一是法律程序的阙失，二是盲目的爱国主义。

军方的指控基于一张被撕碎的纸条，它被笔迹专家认定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即使如此，也有其它的笔迹专家不赞同这样的指认），然而在军事法庭上，出于反犹的偏见，它却成了定谳的证据，而且是唯一的。其实，在法庭还没开审前，德雷福斯就已经被视为罪人了，庭审过程不过是按照预先的意图进行了一次有罪推定。所以，当法庭宣判后，全巴黎的新闻界，从右到左，“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安心、满足、喜乐——一种胜利、复仇、凶猛的喜悦”时，来自海峡对岸的伦敦《泰晤士报》发出了忧心忡忡的声音。它说它能理解法国人的高度的敏感，但对叛国这样的重罪来说，它愈是惹人憎恨，其证据与惩罚就愈需要得到公共正义的保障。这其中，公开性是重要的，同样，公开的辩护和交叉盘问证人也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为人类世界贡献了高度法文明的民族，诚恳地告诫海对岸：“保护陆军机密或许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民更要捍卫公共正义。”至于特地过海去观察这次审判的英国司法大臣，在他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报告书中，毫不隐讳地说：“法官之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理由是他们对法律并不熟悉，不习惯法律程序，没有经验或才能去鉴定证词的可信度。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所关心的只是陆军的荣誉。”

另外，德雷福斯案之为冤案，乃是受到法兰西这个民族当时盛行的反犹情绪的影响，它不仅导致冤案发生，而且也使得该案在明知为冤后依然长期得不到纠弹。当冤案过去几年，事情真相渐渐明白时，围绕是否重申，法国人成立了两个同盟，一个是“人权同盟”，它主张重申德案，并宣誓保护受到危害和侵犯的人权。另外成立的一个组织则是“法兰西祖国同盟”，反对重申，主张国家利益至上，捍卫军方和国家政策。两个同盟针尖对麦芒，俨然是一次“国家”与“（个）人”的观念大角逐。但前者在一定意义上占话语优势，因为它打出的旗帜是爱国主义。然而，藏在这种爱国主义之后的却是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为了法国人的法国”。德雷福斯虽然归化并效忠法国，但是个犹太裔，因此被视为“犹大二世”，以至重申时依然被判叛国罪。法兰西民族在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驱动下，甚至可以轻易地颠倒黑白。比如，伪造材料陷害德雷福斯的亨利上校畏罪自杀，反重申阵营却把他的伪造说成是“爱国伪造”，是他工作的“最佳战绩”之一。又比如，德雷福斯获释后，参加左拉遗骸迁入“先贤祠”的仪式，一位所谓的爱国主义人士向他开枪，击伤了他。这已经是谋杀，但，新闻界评价他的行为居然是“英勇的袭击”，而且是“非常法国的姿态”。且不说也是法国人的狄德罗早就说过：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但看这样一桩事件以及围绕它至少一半法国人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就有六十五名英国佬联名致信法国总统，说：“阁下是一个丑陋民族的领袖”。

一百多年前的法兰西，适足以是我们今天的镜鉴。

[美]迈克尔·伯恩斯著 郑约宜译《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