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通信”栏有汪叔潜和陈独秀就“政党政治”问题的通信。国会议员出身的汪是《新青年》第一期的作者，其《新旧问题》笔者曾予批评。但他回到他的行当，就“政党政治”写给陈独秀的信，却让人拍案称赞。至于陈独秀回信前后的一系列文字，则更钩玄出该杂志的某种思想理路，以致让人感觉几十年后的历史发变，原来是这里埋下了基因。

汪的信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文中陈独秀向青年发出三项号召，其中第三项即鼓舞青年投入“国民运动”，用以取代当时的“政党政治”。他这样宣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对此，汪议员深以为忧。他认为政党观念在中国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时贤发表议论当有所注意，以免形成误导。毕竟“政党政治者，立宪政治之极轨也”。非但不能取消，而且只有在政治上“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则国事前途，庶其有豸”。豸者，解决也。

摆在汪陈之间，其实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汪所小心呵护的“政党政治”的道路，一条是陈在排除政党政治之后的“国民运动”道路。在陈看来，只有后一条道路，才是《新青年》的“民主”道路，它是惟民的，而非政党的。因为政党不是全民，它只是全民中的部分，不能代表人民全体。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青年》所反对的政党政治，笔者不妨插曲一则有关笔者自己的故实。几年前，拙文《动物上阵》发表，其中第二节有云“陈独秀终于离开了文化走上了政党政治的道路”，仅此一句，便引发上海程巣父先生专门来信纠偏（这是我和巢父先生的首次交接）。巣父先生的意思，政党政治一词“只宜专用，不宜泛用”。并非陈独秀从事组党就是政党政治，这个词有它自己的特殊内涵。信中巣父先生特地为我抄录了民国36年中华书局《辞海》中“政党政治”的词条：“在采议会政治之国家，恒以议会中之多数党组织内阁，在野党从旁监督之；若内阁措施失当，在野党则起而攻击之，暴露其错误，使行政党于下届选举时失去人民之信任，在野党即可一变而为多数党，代之执掌政权。此种政党对立与政权交代之政治形式，谓之政党政治。”

人类自有政治以来，可以是无党政治（如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也可以是有党政治（如近代以来欧美诸国的议会政治）。从无党政治到有党政治，是为政治历史发展之必然，带有鲜明的现代政治色彩。如果说现代政治必然有政党参与并组织，但，并非有政党参与并组织就是“政党政治”。它有一个前提，即以议会为中心、以选举为要件，服从并在这个前提下运作的两党政治，才是政党政治。否则，像1927年北洋议会被消解之后，由国民党一党执政的三民主义政治，在政治学的含义上，是不能也不配称为“政党政治”的。由此可见，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议会政治，就是英美议会体制下两党竞争的民主政治。

有趣的是，国民政府时代，年轻学生愤怒批判“国民党专制”，殊不知，这个专制恰恰是《新青年》所主张的取消议会政治的结果。换言之，1927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变局，亦即从北洋政治到国民党政治，某种意义上，正是《新青年》所鼓舞的一代青年奋力投入之后的“求仁得仁”（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这是非常清楚了的一桩事实，《新青年》鼓动青年投入国民运动，这个运动所要终结的正是源于英伦的议会政治。在陈独秀看来，“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则“吾人尤所难能”。其时，议会政治移植本土不过三年，中国甚至是当时远东第一个采用议会制的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既未成熟，自然带有初始阶段碍难避免的病端。《新青年》痛恨于此，索性想以全民性的国民运动来取代，并将其视为政治上的进化。放在当时，《新青年》的这种主张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激进主义，它引起身为议员的汪叔潜忧心忡忡，当不奇怪。

素所周知，《新青年》标举的口号之一就是民主，然而，以政党政治为表征的议会政治，本身就是民主性质的。于是，历史出现了吊诡，《新青年》一边喊民主，一边反民主（这是一种需要小心解释的现象）。当然，它的民主诉求毋庸置疑，据实而看，《新青年》反的是英美国家通行的代表制民主，即间接民主。相应地，由国民运动所形成的全民民主，即直接民主或大民主，才是它的向往与追求。这两种版本的民主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历史走向，至于《新青年》的民主最终通往何方，它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容我在以后的篇幅中再度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