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初，陈独秀形成的政治主张是，以国民政治取代政党政治、以国民运动取代政党运动。这一主张发布后，国会议员汪叔潜来信批评，陈独秀复信回答，这一通书信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一号的“通信”栏目中。

陈独秀对汪氏的回答是：“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政策，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这里一连用了两个“国民总意”，如果翻阅早期《新青年》，不难发现，在谈及国家政治问题时，“国民总意”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这个词最早使用的是后来成为北大教授的高一涵，《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有高氏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文曰：“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驱。”“国民总意”是高一涵首用，但非首创；这一概念创自卢梭，也来自卢梭。卢梭思想对高、陈诸人的影响，再次表明《新青年》思想资源的法兰西化。

对于西方思想，早期《新青年》来者不拒，也良莠无分，但却有自己鲜明的价值偏好。就在本期“通信”栏中，陈独秀回答一位名叫程师葛的读者来信，说：“窃以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而英俗尚自由尊习惯，其弊也失进步之精神。德俗重人为的规律，其弊也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法兰西人调和于二者之间，为可矜式。”矜式者，尊敬而效法也。高一涵在《青年杂志》首卷三号上有《民约与邦本》，着重介绍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国家学说。这三位的排序，不仅是时间上的递进，更是价值上的递升。近代国家理论，由这三位“造成掀天震地之伟绩”，它自霍布斯始，洛克是“登堂”，卢梭为“入室”。如此高推卢梭，盖在于卢梭国家学说的核心之一便是“国民总意”。

既然在洛克和卢梭之间，《新青年》最终选择了卢梭，那么，卢梭的问题自然也就成了《新青年》的问题。问题在于，国家建构，洛克的《政府论》（下）说得十分清楚：“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此清晰的表达，《新青年》视而不见，哪怕是在专门介绍洛克的篇幅中。相反，一个含混不清而又带有致命隐患的“国民总意”，却被《新青年》置为上宾、频频出镜。很显然，在观念形态上，与天生带有灰颜色的“个人财产”相比，“国民总意”的道德色彩更鲜明，也更容易赢得大多数，尤其是青年。

是的，《新青年》鼓励青年不会在财产权上作文章，却会鼓励青年为争取自由意志而奋斗。《新青年》的众多篇幅，并不少见“自由”，却很难让人感到它是自由主义（尽管它对自由主义也有所介绍）。产权和产权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古典根基，但《新青年》更多声张的是带有高蹈姿态的自由意志和自由个性。这并非不可，但，在国家建构上，认为国家不是出于保护个人产权的需要，而是构成于所谓的由“自由意志”形成的“国民总意”，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事实上，个人意志如果是自由的，就很难形成什么国民总意。“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天底下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总意”云云，其何云哉。当然，“总意”并非不可以锻炼，但它一旦练就，肯定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倒毋宁是个人意志不自由或有所不自由的表征。

“国民总意”一词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貌似思辨，其实在绕。绕来绕去，一直从自由绕到奴役，绕到极权主义。个人自由，不但被国民总意请君入瓮，居然还让你感到，你是在服从自己。卢梭说：“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因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服从这个集体就是服从自己。这服从“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自由居然可以迫使，这是卢梭的一大发明。并且，在财产权上，卢梭说得也够清楚：“集体的每个成员，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集体。”

对比而言，国民总意是集体意志，财产权利是个人权利。一个国家，是建筑于所谓的国民总意，还是建筑于财产权利及其保护，这是卢梭和洛克的分野。《新青年》以卢梭为首途，推崇国民总意，这表明由《新青年》所主张的政治道路是法兰西式的而非英伦式的（后一道路自晚清预备立宪失败后即被封死）。可是，《新青年》同仁并未深究，在可以为舆论操纵的“国民总意”面前——《新青年》恰恰是舆论导向的杰出的操盘手——个人自由又在哪里。

陈独秀答复汪叔潜时强调“多数国民总意”，高一涵在《民约与邦本》中声称“此总意之发表，由人民直接集会票决之”。一个多数，一个票决，这就是他们所追慕的民主。这就可以理解，陈独秀为什么反感议会框架中的政党政治，而试图代以普及整个社会的国民政治。前者的民主是代表的、间接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少数人的；后者不然，它是多数的、直接的、大的、甚至是运动式的。这样一个原始形态的民主让我们对苏格拉底之死就不感到奇怪。既然苏格拉底的信仰违反了国民总意（多数的），这些多数又集会票决他非死不可，那么，他还能不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