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批判之四

这个题目换个说法，就是“我为什么不是理想主义者”。在以前的篇幅中，我曾用标题的方式追问“知识分子为什么是理想主义者”，现在我却要回答它的反题了。我为什么不是理想主义者，不妨请看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自白“我们在走，不知道走了多久，走的多远，只知道走，拖着疲惫的身子，形单影只，咬紧牙关，跌跌撞撞摸索着走，我们眼中充满焦虑，不安，饥渴……”，这是一个跋涉者的形象，又象鲁迅笔下的“过客”。可是他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了吗？不。不但没有，并且还对自己发生了疑问“我们走向哪里”？然而，“我不知道走向哪里”，甚至“我已经无路可走”（转引《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12期 《黑夜里不死的激情》下引同不另注）。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困境。

我当然不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我对他们非常敬重。在他们前行时，我很愿意送上我的注目礼，但我却不会跟着他们上路。原因很简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最后到底走向哪里，我又何必盲目抬腿。也许，理想主义者有两种类型，以上这一种是“怀疑型”的，而另外一种可以姑谓其“铁杆型”。它们的差别在于，后者的目标总是自明的、不容置疑的，它可以由一连串的正义词构成，比如真善美等，剩下的就是如何实现。而怀疑型不然，它分明对自己追求的理想和所走的道路产生了疑问－－理性的苏醒，但由于知识分子和理想在本能上的亲和，又使他们难以割舍理想，因此便产生了那种在走与无路可走之间的徘徊、焦虑以及自我折磨的痛苦。这种痛苦未必不是好事，它最终可能唤醒智慧，在这个到处是路又到处无路的悖舛世界中，理想不如让它终结。

为什么？因为理想是一种“美丽的欺骗”。比如，“他们带着昨天的（简单的）希望走进今天，然后发现今天并不尽如人意，有点儿不适应，有点儿不满意，也有点儿不同意（我们的希望难道就是这样？）”不幸希望就是这样。不仅如此，如若他们又抱持新的理想，等到明天到来时，他们还会产生今天的不满。这不是他们的贪婪，而是他们的失望。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当某一种理想实现时，另外一些东西却失落了，或者是以未必不是更重要的东西作为付出的代价。当一些知识分子以市场经济的时代作为摆脱专制时代的理想时，市场经济的实践却又使他们大失所望，“社会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各个人因为利益而重新纽接在一起，并无情地拆除着政治、道德、伦理、情感等等传统关系”。因此他们发出痛苦的叫喊“这不是我梦中的陆地”。然而，梦中的陆地在哪里？哥伦布到了美洲大陆就到不了印度，尽管印度是他到达的理想。反之，当时他到了印度大陆也就到不了美洲。这说明了什么？理想不但不是“全能型"的，而且它之作为目标追求，在价值上乃是“消长型”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就是世界的悖舛，因此，“理想”一事，在价值上就注定了它自古难“全”。然而，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总认为理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开始是瓦西里搂着妻子安慰她的镜头，他说“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的“美丽的欺骗”。不错，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面包是有了，但自由却没有了。所以，失望的高尔基有了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于是人们又为自由的理想而奋斗，70年过去了，今日的俄罗斯自由是有了，可是面包又短缺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例子，因为面包与自由并不在价值上构成对立。然而要命的是，我们这个悖舛的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价值对立的世界。

作为理想主义的先师，柏拉图给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作了二元划分的处理，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善”以为核心，即以善摄真，又以善统美。于是世俗世界以理念世界为其模式，就是趋向至善的理想。这样一种为后世所承袭的理想主义传统，它的知识背景是“一元论”的，即世界统一于某一点，一旦达到这一点，所有的问题都大告解决（如以上“一切都会有的”）。因此，它之作为一种理想，其弊就在于它那“一体万殊”且用一体来解决万殊的虚妄的一元主义。世界由万事万物构成，这就决定了世界本身的多元性而非一元性。那么，多元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就意味着对立。元与元之间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它们可以共存，但不可以通约。世界的多元必然导致多元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同样存在难以通约的冲突，韦伯将这种冲突喻之为“诸神冲突”。即以真善美而论，它并非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以善来统摄真与美，从而形成一个大一统的三位一体。它毋宁是“一事物虽然不美，但却可以是神圣的，还不仅如此，而且神圣就神圣在不美上”。“一事物虽然不善，但可以是美的，还不仅如此，而且美就美在不善上”。同样，“一事物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是真的，还不仅仅如此，真就真在不美、不神圣、不善上”（《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p37）。韦伯把价值领域内这种由悖反所导致的冲突，称之为“诸神又打架了”。面对这种“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怎么办？以真为理想，很可能要付出善的代价，以善为理想，则又可能实现不了真。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尽管你可以把你的理想神圣化，但奥林匹斯山上居住的是众神。神了狄俄尼索斯，便圣不了阿波罗。否则，为什么为了一个金苹果，诸神们就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亚”。除非你坚持柏拉图那种一元加全能的理念式理想（所谓“铁杆型”理想主义者一般属于这一途），不然的话，任何一种理想都不过意味着此消彼长的一种价值之实现和另一种价值之旁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称之为“悖舛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悖舛，是因为它的多元。多元与悖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柏拉图的世界是一元的，因而不存在悖舛；非柏拉图的世界多元的，所以它注定悖舛。那么，我们是生活在柏拉图的世界、还是非柏拉图的世界？如果是前者，也许可以通过柏氏理想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不是，却又依然企图用那种大而化之的理想把问题都摆平，而这实际上又不可能，那么这又如何不让人痛苦？所以，我认为，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在90年代有很深的失落，盖因为他们的理想有问题。“我曾经梦想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我曾经梦想的幸福，是所有人的幸福；我曾经梦想过的尊严，是所有人的尊严”。这种张口就是“所有”的理想在一个悖舛的世界中，永远不可能全部实现。不唯如此，而且这几个“所有”，在价值实现上也是互为悖舛的。它的追求，只能理解为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自慰。

这里我不妨把问题具体化。比如，自由与民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追求的两个理想，已经是几代人的努力了，至今仍在继续努力中。那么，我的问题是，它们能够成为天下的理想吗？不。至少我不。尽管在本篇理想主义批判之始，我就说过，我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理想主义。言下之意，自由主义是我追求的对象，是的，一点没错。但，我可以为它流血，它却不可以成为我的理想。原因很简单。理想，如果是一种完善的价值，那么，自由却根本做不到价值上的完善。自由的社会决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弊病的社会。当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到来，我敢肯定，那些知识分子又会牙痛：难道这就是我当初的理想吗？当然不是。自由所以不能担戴理想的承诺，是因为它仅仅是人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人的价值底线，而不是什么更高的价值理想。不满足这个底线，人则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当这个状态被解除后，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恰恰因自由而起并可以反超它的实现程度。所以。尽管没有自由是万万不能的，但自由却不是万能的。非但不万能，而且有很多恶果，甚至可以套用以上韦伯的话，一事物虽然恶，但可以是自由的，还不仅如此，而且恶就恶在自由上。谓予不信，请看示例。近年来，报纸不断登载美国中学生持枪杀人的事件。那些无辜的死者，看起来死于枪口，但同时也是死于自由。因为美国奉行的是“所有人的自由”，当它落实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条上，就从法律上肯定了公民拥有武器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然而，正是这一点，注定了许多生命要倒在自由的枪口下。这就是悖舛。除非取缔枪支，但那样则丧失了自由。又是悖舛。争取自由需要流血，获得自由依然要付出血的代价。还是悖舛。这个世界无处不悖舛，因此上述“所有人的自由”直接就妨碍了“所有人的幸福”“所有人的尊严”。面对这样一幅尚未到来的自由世界的远景，我还可以称其为“理想”吗？

民主问题的性质也是如此。很有意思的是，当下学术界有人正在从民主的角度批判另一些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社会民主与平等正遭到贬低和否定。这样，自由就成了一种少数人所享有的特权。因此，他们追问：自由主义，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这种问难，这里不做评判。我想说的是，他们的追问如果成立，那么，自由在实现其价值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主。这当然是悖舛。反之，如果以民主作为价值追求的理想，它的实现，是否会妨碍自由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在雅典直接民主的表决下，苏格拉底的死是一种注定。萨特从国外返回巴黎，几千人游行高呼“绞死萨特”，设若不抑制这样的民主，萨特就活该去见鬼。台湾终于进入民主社会，可是伴随民主选举出现的却是令自由知识分子头疼不已的“贿选”。哈维尔与昆德拉的争端几乎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面倒，原因即在捷克民主化的进程中，后者是冷漠的，而前者却以理想主义的热情投注了全身心的努力。然而睿智的昆德拉未必没有看到这一幕：捷克民主了，可是居住在捷克的几十万吉普赛人却在自由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一个小镇以投票的方式同意在镇上筑一道四米高的墙，用以阻止同镇吉普赛人的来往。在这道“民主墙”面前，另一些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本意是保护人的自由，但它的前提却是让你预先交出一些自由。无限民主意味着交出无限的自由，这样的民主是极权的民主，人所不取。而有限的民主意味着交出有限的自由，这种民主是自由的民主，人所需要。但它毕竟要以一部分自由作为付出的代价。那么，为了自由必须牺牲一些自由，这不仅本身就是悖舛，并且，它表征了民主制度不可避免的“恶”的内倾。既然如此，那么，我又如何能以民主为其“理想”？

够了，真的够了。举凡知识分子可以作为理想追求的所有的正义词，如法治、宪政、崇高、革命、启蒙、多元等，都不难作如上分析，它们可能互为悖舛，亦可能自身就与自身悖舛。这样，我既不可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理想去追求，也不能将它们视为单个的理想去实现。尽管以上这些词，在不同的时段，我会为之作出不同的努力，但这只是出于“选择”，并不是出于理想。就象一元导致专制，多元必然悖舛，我所以选择多元，是因为它的弊端远远小于前者的罪恶。同样，我以自由作为追求（或选择）的对象，亦因为自由与专制相比，专制是最坏的，自由则最不坏。那么，这个最不坏居然能成什么理想吗？假如我把它视为理想，那么，我又如何面对它的弊端？在一个价值多元亦即价值悖舛的世界里，选择是必要的，理想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请听，崔健摇滚歌词中的这一段“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是痛苦秀、还是调侃科？我不知道，但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笑声。

应该指出，当理想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误区”时，事实上，怀疑型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其中的悖舛问题，这是他们比那些铁杆型理想主义者的理性之处。于后者，我是感到可怕的。他们的思维是直的，其理想意向带有“唯”的色彩，又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再加上那种理想是诉诸社会的，这一切，对他人很容易构成一种强制。怀疑型理想主义不然，至少他们把理想的追求作为个己的事，并不强求于人。这很可贵。但问题是，既然意识到世界的悖舛，为什么不能走出理想的误区呢？为什么还要用理想来折磨自己？今天理想，明天痛苦；后天理想，大后天再痛苦。莫非理想就是为了痛苦，莫非不理想、不痛苦就不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神经是不是被理想搞得有点衰弱？须知这是一个怪圈，神经越是衰弱，越是要吃理想主义的安眠药，安眠药吃得越多，神经就越衰弱。断奶吧，我的精神弟兄们，干脆和理想主义在精神上断奶，否则我们长不大。当然，放弃了理想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堕入虚无主义。我既反对以理想主义的简单来衡量世界，亦反对用虚无主义的悲观对待一切，我毋宁用一种非理想、非虚无的目光“正视”和“直面”这个世界，这个色彩斑斓的、善良与邪恶并存的、让人不可思议的世界。因此，在理想的误区中既然感到“无路可走”（因为没有通往彼岸的路），那么为什么不听听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引用过的一句西方俗谚：当一个人声称只要到了罗陀斯，他就能跳多高时（可见理想总是在彼岸），人们便这样对他说“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是的，这里虽然不是理想的在所，但，它就是罗陀斯、就是现实、就是此岸、就是当下。就在这里跳吧，让我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