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惯被推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纵观此人一生，眼界高明但有时却并未敏锐。

1925年10月，鉴于俄祸日剧，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推出有关苏俄是敌是友的政治讨论。梁启超、徐志摩、丁文江、张奚若等时贤纷纷参与，两个月下来，双方的论战如火如荼，最后引来一场大火。可是火光映照中的讨论，却没有胡适的身影。以胡适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却逍遥于这场事关国运的讨论，庶几可怪。

直到1926年夏，胡适才在莫斯科的一封信中披露缘由：“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而且“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时间倏忽过去80余年，2007年12月16日，京城“律师观察网”有过一次纪念胡适和陈独秀的同人雅集。一位中文系出身的年轻才彦在表达对陈独秀作为革命家的敬意时，也曾在肯定的意义上言及社会主义是一场试验，其价值表达和当年的胡适之一模一样。

“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当时我忍不住接腔，情激之中，径直表达自己的反对。现在我要表明的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要试验，你自己试验，谁都没有权利拿别人试验。比如我不反对欧文的社会主义试验，他是自己出钱在美洲买了几万英亩的土地作试验。但我肯定反对苏俄性质的实验，因为它是拿别人作实验。还有什么表述比以上胡适的看法更危险。自由主义是个人本位，而苏俄那种主义却是国家本位。国家如果可以把个人和个人的财产当作某种主义的试验品，个人却没有不做这种试验或拒绝的权利。请问个人的自由在哪里。何况，依胡适所言，苏俄试验乃是一种“乌托邦”的计划。乌托邦本来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个人乌托，那是他的自由，危害也不大；可是如果谁要把国家（邦）作为乌托的对象，肯定贻害无穷。可是，胡适之先生却把它视为苏俄政治试验的“正当”。

让我们目睹一下这试验的正当性吧。这是来自瞿秋白《赤都心史》的一个片断，为瞿氏在俄采访所得：德维里省的一奶牛厂主谢美诺夫，闲坐在办公室里，一手捻纸烟，呆呆的想着。忽然门响，进来两人：“哼！请上苏维埃去！”……旧时王爵的邸宅里，短衫破袄，军帽毡靴，颜色憔悴，精神奋发的大群人，正在开会呢。谢美诺夫进来，大家都回头瞧看，人影簇动几分钟，又复静下。主席命谢先生，当众宣读议决案：——德维里劳农兵苏维埃决议：宣告谢美诺夫之工厂，财产，房屋，一律没收，充作德维里省劳农地方政府公有。凡剥削者，——当劳农以革命之伟力取得政权时，当然一概剥夺权利，对于谢美诺夫工厂主自当遵例照办。

记得那天的会上，望着墙上陈独秀的像片，我说：除了对陈独秀晚年民主的反思外，我对他实在产生不了好感。这是真话。那位才彦在表达对陈独秀的敬意时，特地强调了他的革命家的身份。是的，陈是一个苏俄意义上的革命家。苏俄在暴力革命之后，便开始了如上所见的铲除私有的试验。无需再论这种试验几十年后的结果，即使当时，作为胡适的朋友，徐志摩就发表了反对意见，他致信胡适，问其苏俄试验“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胡适王顾左右：“无论在共产制或私产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走的”。其实问题不在于人向上走还是向下走，怎么走都没关系。关系重大的是，苏俄那套共产制是靠对私有财产的剥夺而推行。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不谙社会选择乃制度优先，制度安排则财产优先。自由主义的自由首先就是产权自由，没有这个根基，其他自由无所附丽。

远在20年代，一个诗人忧虑于国运倾颓，组织了一次讨论。可是，作为当时的文化班头，胡适眼光不够。置身讨论外不说，来到莫斯科，还为苏俄作“理想主义”的辩护。这就要审查胡适自由主义的身份。正如我在其他场合说过，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从半路学起，他学的是19世纪密尔式的自由主义（多在言论自由、个性自由上用力）。但如果没有17世纪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打底（它强调的是个人财产权利）；那么，这样的自由主义很容易在俄苏那套理想主义的光谱中迷路。那是把人类最美好的词汇都拼贴在一起的政治光谱，它那炫目的光彩足以让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灰头土脸。当时迷路的不仅是一时莫从的胡适，不仅是革命家陈独秀，不仅是知识界，甚至是一个民族，还甚至是今天……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这是胡适的话。如果我们收获了一个罂粟般的20世纪，那么就问问当时我们是如何栽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