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与道歉有关的事，《重庆时报》向中国作协道歉，《证券市场周刊》向中国证监会道歉，南平地方政府某部门要求《羊城晚报》记者向自己道歉。杭州下城区百井坊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因一句“你也去跳楼好了”，结果触犯众怒，在场的人一致要求她向大家道歉。此话因唐福珍自焚事件而起，但那位官复原职的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唐氏的死“不存在歉意”。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一位被拆迁户因邻里帮助下跪感谢，该镇一位副镇长却认为他下跪应该，但不是表示谢意，而是歉意，因为他“愧对政府……”。
中国自古礼仪邦，有过失则道歉，这是一种起码的道德伦理。可是，今天，不但这样一种道德伦理已经形成制度性的缺失；而且道歉伦理亦即谁向谁道歉的问题，完全被我们搞反了。以上事件都发生公共领域，或者，都已经成为公共事件。那么，我们看到，道歉的两造，一边是权力和权力部门，比如中国证监会、中国作协，南平市委宣传部、拆迁指挥部、城管局长、副镇长等；另一边则是记者和拆迁户。和前者不同，后者拥有的不是权力，仅仅是权利，比如对记者来说是报道的权利，对拆迁户来说是财产的权利。在权利和权力之间，如果有一种道歉伦理的存在，可以先不论以上事件的具体，一定要率先看看它所需要恪守的伦理原则是什么。
以现代政治文明国家为例，权力来自权利，还须受到宪法制约。在此前提下，国家公共领域中的道歉伦理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是权力可以向权利道歉，而权利却不必向权力道歉。支撑这一道歉伦理的，其实只需要一个字：税。当政府公共权力来自选举的权利时，权利和权力就构成了一种义务与责任的关系。纳税如果是权利的义务，保障权利不受侵犯便是权力的责任。在这里，道歉只对责任而言，它不针对义务。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古训。既然权力的每一文钱都来自民众，它如果做的不能够让民众满意，道歉就是它的起码的伦理。相反，权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需要向权力道歉，正如我雇请了一个管家，道歉的责任在他，不可能在我。
这其实是一种常识伦理，但至少有一种人不懂，那就是官员。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一个拆迁户房子被拆，财产受损，造成这一切的，恰恰是政府；他却要跪下来道歉，说他愧对政府。这个逻辑如能说通，那只能说这个世界有两种道理：一种是道理，一种是中国道理。按照这种道理，也就不难理解那位城管局长为什么一张口就非人性。唐福珍因拆迁而死，谁是现场的执行者。一个如此直接的因果，虽做不到古人那样：“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但也断不能声称自己没有歉意，更进而把死者打成“法盲”。但愿死者的亡魂不会进入他的睡梦，他的话已经跌破人道的底线。但，这样的官员似乎在量化，耳边犹听“拆迁哪有不死人的”，这边干脆就说“你也去跳楼好了”。这里，赤裸裸的不是语言，是现实。假如权力缺乏一种道歉机制，或权力本身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不道歉；那么，这个体制中的官员会大批量地走失他们自己的人性。
《证券市场周刊》向中国证监会道歉，这是权利向权力道歉。虽然，中国媒体本身就属于权力；但落实到记者，报道只是他的一项权利。相形之下，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下属的国家权力机构（中国作协类同），它们应该接受权利的监督，自不待言。这里，报道本身就是监督，即使出现某些差池，澄清即可，道歉不必。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法治社会，都不可能出现媒体向权力道歉的事，哪怕报道确实有误。如果要道歉，媒体也只能向读者道歉，因为误差的报道可能误导读者。当然，象征性或礼貌性的道歉未尝不可；但，这也不能出自权力自己的要求，权力只能要求自己“有改之而无加勉”。因此，南平官方要求记者道歉，否认自己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从常情看，官员有抵赖的可能，记者却没有诬枉的必要），那只能说明这些官员对新闻监督，要么无知，要么无视。
该道歉的，不道歉；不该道歉的，却被要求道歉。这是一种被颠倒了的道歉伦理，由此折射一种被颠倒了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