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媒体对这一条有后续报道，相信舆论对此会有强烈的关注。但，对责任的追究，并不能仅仅到此为止。因为检察院两次退回案件，理由是此案有重大缺陷，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且检方对警方的刑讯逼供也完全清楚，比如检方现在后悔：“我们检察院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检方为什么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答案显然，它没有这个力量，因为是当年政法委开会决定起诉。在权力架构上，检察院必须服从这一决定。因此，就该案言，检方当时如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个冤案就不会发生。

　　如果我们不能忽略那次会议和该案之间的因果（卷宗俱在，当不难知道当时是谁主导，又是谁拍板，这才是最重要的责任人）。但，更重要的是，在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同时，不能忽略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本身的缺陷，这一缺陷足以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产生“赵作海”，哪怕是在昭雪的同时。

　　法律体现正义，但法律靠什么体现正义，这是一个问题。答案其实十分清楚，法律的正义是也只能是程序正义，此即，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便不足以彰显。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难道没有程序吗，一个案件下来，公检法各司其职、各有分工，这不是程序是什么。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分明有程序，就像我们有法律；但却看不见正义，看见的却是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之类的冤案。

　　程序为什么不正义，这里牵涉的便是程序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古人云：“徒法不能以自行”，即使是真正的法治国家，也必须靠执法的人和司法的人，运作法律，法律才能活起来。但，世间万物，人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包括那些权力意义上的执法者和司法者。由此，法律才需要设置一个程序，这个程序首先不是用来对付犯罪嫌疑人，而是对付处在法律程序各个环节上的人。程序的意义在于，不能让程序的各个环节成为某种权力的直通车；相反，必须让各个环节上的权力，形成彼此间的抗衡机制。这样的程序才符合程序设置的本意，即制约权力。这是法治国家的通例，检方有权对公安的案件构成否定，法官有权对检方的起诉构成否定。只有在程序中让各种权力各有担当，又各自负责（这种负责意味着后者对前者可以形成必要的否定），程序正义才能逐步成形。

　　针对赵案，媒体的追问很有力度：公检法三家为何一错再错。原因很明显，公安错了，检方没有权力纠错；检方错了，法院亦没有足够权力判错。于是，起点错了，后面又缺乏可以改错的抗驳程序，所以只能一错再错，一错到底。这，当然也是一种程序，它是以公安领头、检查其后、法院殿尾的一条龙程序，权力往往掌握在龙头那里，而且凌越于程序之上。这是本土法治状况中最常见的程序，和程序正义相当隔膜。程序正义的要求是权力不能在程序之上，只能在程序之中；而且程序之中的权力，不能是一种权力，必须是彼此切割且不能互相支配的三种权力。如果没有这些原则作为程序的必要条件，程序固然是程序，但却很难产生程序正义。

　　对正义来说，程序与权力的关系，是权力服从程序，而非程序服从权力。毕竟法治国的本义是权力依法治国，而非权力以法治国。如果法治是通过程序得以体现，那么程序之上就不应该有任何权力。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程序之上的权力很容易把程序当做执行自我意志的工具，由政法委领导的公检法一条龙恰恰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饶有意味的是，这次为了纠错赵案，商丘市政法委召开的是由公检法三方参加的联席会议；殊不知，当年正是同样性质的会议，形成了本来可以形不成的赵案。我的意思是，即使政法委的权力架构难以即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程序之上的权力在改革上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只不过，这里的有所作为恰恰是传统道家提倡的“无为”或“不作为”。显然，这里的不作为在意义上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其积极意义正在于它是为了让程序中的各种权力充分作为。这显然也是一种改革，而且是渐进式的，望识者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