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氏这一概念，在以前的篇什中，我从亚里士多德到托克维尔，自以为阐释得够清楚，可是有人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包括我的朋友）。这不禁让我感到，哪怕是一个观念，习惯的力量都如此强大。民主概念在20世纪的彰显首功于《新青年》；虽然，在它之前的同盟会也申张类同于民主的民权，但毕竟包裹在三民主义之中而未得脱颖。只是《新青年》的民主是有问题的，它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我们对民主的认知依然是《新青年》的水平，但，《新青年》在政治学上的水平，远低于梁任公。换言之，梁任公时代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到《新青年》那里却被混淆了；而且拜《新青年》之赐，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混淆。

　　“民主的专制”关键在于民主是一种权力。按照政治学的常识，是权力就有专制的可能，不管它是在谁的手上。须知，专制的主体，不是人，是权力。权力不会因为在君主一人手里就会专制，在很多人的民主手里就获得了专制的免疫。以上大英百科对民主的定义当无问题，但对专制的定义至少不够完整和全面。当然，君主因为世袭，专制性非常明显；民主因为选举，专制性往往隐而不彰。下面，我们不妨听听两百多年前美国开国先贤的声音。

　　美国作为立宪国家，开国之始，那些睿智的先贤们，对民主的权力就持一种基本不信任的态度。《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中引有杰佛逊的一段话：“把这些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手里，正是专制政体的定义。这些权力将由许多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情况也不会有所缓和。一百七十三个专制君主一定会像一个君主一样暴虐无道。凡是对此有所怀疑的人，不妨看看威尼斯共和国的情况！即使他们是由我们选举，也不会有什么益处。”这里，杰佛逊给我们描述的无疑是“一个选举的专制政体”，即“民主的专制”。基于这样的认识，不难看到，美国先贤的开国努力，主要不是放在民主上，而是放在对民主权力的限制上，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随后的宪法解释文献《联邦党人文集》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如果说选举权力是民主的事，限制权力就已经无关民主，而是宪政的事了。因此，以立宪克服专制，这不但是美国先贤的用力所在，也是当年梁任公为国人指出的最为可取的努力方向。

　　《联邦党人文集》第53篇开篇就引用当时一句俗语：“一年一度的选举告终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那么，什么是暴政，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第47篇，它的作者是麦迪逊：“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转用汉密尔顿的表述：“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问题不在于是多数人、少数人，还是一个人，而是权力本身就有暴政的本性（当然也是人的本性）。为防止民主的暴政，美国先贤们锁定的目标就是宪政，即从权力外部规约权力。不但按其职能将权力一分为三，使之不在一个对象手中，而且时时不忘用法律控制权力的运作。

　　和麦迪逊等人一样，梁任公是中国20世纪的宪政先行者。在他那个时代，由于他的杰出的工作，以上“民主的专制”庶几是那个时代的常识，不但立宪派为此阐释，就是革命党也如此表述。当时，属于革命阵营的刊物《江苏》，一位署名竞盦的作者在“政体进化论”中写道：“人民既以治权委一人”，“一切对于民之责任，皆大统领负之。故众望隆盛之时，大统领无事不可为，其成力往往不减专制君主。此民主专制之称所由来也。”又，同盟会的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也声称：“故言专制，则无论其为君权专制、民权专制，皆无道不平之政体也。”可是，梁启超时代的政治常识，我们今天不但无以理解，而且将其断为“伪命题”。看来，不独一个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的政治学也是在不断倒退中延续至今。这个倒退自《新青年》始，是它混淆了已经很清楚了的君主与民主、立宪与专制之类的问题。盱衡一下我们今天的知识人，对民主把握的整体水平，只能接上《新青年》的茬口，但却低于一百年前的梁任公时代。

　　我们不但看不到民主本有的负面性，当它一旦在现实中呈现时，还曲意为之回护。前不久，一位初中少女因和同学打架，老师要求全班同学投票表决，是否停她一个星期的课。表决通过后，该女生投水自尽。舆论有认为这不是民主的错，有认为这不是民主是暴政。其实，这就是班级民主，或者是对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的模仿。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直面民主，直面民主也可能导致专制这样的事实。当然，直面民主并非反对民主，毕竟现代社会，只有民主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但，民主既然是权力，就不能豁免我们对它的警惕和质疑。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必须补充一句，权力不是个好东西，包括民主的权力。因此，就权力和对权力的限制而言，宪政比民主更重要。只有它才能牢牢盯住权力，不但可以盯住君主的权力，也可以盯住民主的权力。它既可以像梁任公那样，在权力是专制时，可以逐步质变权力；也可以像美国先贤那样，在权力是民主时，防止它质变为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