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可兰经》对穆斯林妇女的要求，妇女出门穿戴必须遮盖头部、颈部和胸部，以保护其荣誉和尊严。因此，宽大的黑色罩袍罩住了整个人，除了一双眼睛外。这样的装束，至今仍为一些穆斯林妇女所习惯。即使她们移民法国，也恪守这样的装束。法国是现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它似乎无法容忍这种带有浓厚中世纪意味的着装，正准备立法禁止。不但法国议会已经在程序上提上日程，而且有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立法。

　　一袭罩袍蕴含着一对价值理念的冲突：自由与民主。穿罩袍，如果不是被迫，便是权利。这种权利如果不受强制，无论穿或不穿，即为自由。那些受原教旨浸染很深的穆斯林家庭及妇女，在她们那里，出门穿罩袍不但是自由，也是习惯。但，这项自由显然与法兰西民主相抵牾，这民主既有百分之七十的民意，又有即将启动的立法程序。那么，在我们所钟爱的自由与民主发生内在的抵触时，我们的价值选择应该是什么呢。

　　现代社会是一个布满价值冲突的社会，即使是那些带有普世意味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由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在价值上难以通约，不免出现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冲突那样的情形。冲突一旦发生，便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这里的选择不一定是非此即彼，而是孰为优先。在以上那个由普世理念所构成的价值链上，优先的选择，在我看来，是权利，即个人权利。权利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支点，和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的全部意义便是个人权利的彰显。因而它不但位于那条价值链的上端或始端，而且构成这条价值链的其他理念，不过是权利的延展形态，或表现为对它的护卫。

　　自由与权利互文，因而，无论就那位女律师扯坏穆斯林妇女的罩袍，还是百分之七十反对穿罩袍的民意，其实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后者的性质显然更严重，因为它以民主的名义出现。在自由和民主之间，套用孟子，自由，我所欲也，民主，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自由优先于民主也。尽管就我个人的价值取向，从理念到审美，我都难以认同那种罩袍文化，更反对极端意义上的原教旨。但，一个女子，如果不是被迫，而是习惯，民主难道可以通过立法，去剥夺她们穿罩袍的权利么。

　　在此，自由所以优先于民主，盖在于自由没有妨害民主，而民主却妨害了它。广义地说，民主也是一种权利或自由，但，相比之下，它是一种积极自由，就像穿什么衣服乃是消极自由一样。按照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积极自由在行使它的权利时，应当自觉恪守一定的权界，以防对他人的消极自由形成侵犯。比如，一位采访者有采访的自由，但被采访者却有保持其个人隐私的自由。两者一旦冲突，积极形态的言论自由要让位于消极形态的隐私自由。因此，在个人自由尤其是个人消极自由优先的前提下，如果不对积极自由作出必要的防范，它就会衍变为侵害个人权利的暴力。

　　这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态度，他曾经说过：“‘波尔卡罩袍’是压制妇女身份的象征，把妇女当成了‘掩盖物底下的囚犯’，是对女性尊严的侮辱，因此法国不欢迎穆斯林罩袍。”我可以认同这样的表述，但不认同立法这种做法，更不认同把立法说成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和尊严”。对那些保守的穆斯林女性来说，强行去掉罩袍，她们有可能感到像裸露一样不安全。如果反对罩袍，人们能做的，只是保障女性不穿罩袍的自由，但不能强加她不穿的自由，哪怕是以民主或民意的名义。当年，卢梭有过这样的表述：“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去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今天，法国人的作法好像就是在践履卢梭的话。然而，你不自由就逼你自由，恰恰丧失了自由中最可珍贵的“选择的自由”。

　　一袭罩袍，一边是民主，一边是自由。这次是民主击中了自由。这样的事体发生在法兰西，当不奇怪。我读哈耶克时，发现他征引过托克维尔的一句话，颇能说明问题：“在现代，一个国家（法国）的历史乃是民主的历史，而非自由的历史；而另一个国家（英国）的历史却是自由的历史，而非民主的历史。”验之以今，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