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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下的蛋
 邵建 发表于 2010-10-31 15:26:00
 

 李启铭开的不是车,而是权力。所以他任意冲撞,因为“我爸爸是李刚”。这是一个权力下的蛋,无法不让人想到下这只蛋的鸡。舆论把这一血案称为“李刚门”,径以其父命名,而且父亲的名字就其恶劣影响远超作为肇事的儿子,这不是转移目标,而是权力引起了公愤。如果不是媒体聚焦和舆论围观,权柄者摆平一个生命,多大事儿。李启铭那句话不过是放之本土而皆准的大实话。我在想,该父究竟为儿子摆平了多少劣迹,要不怎么养成他张口就是“我爸爸”的惯性。有其子必有其父。记者王克勤报道:当他从受害家属那里得到李刚电话,致电询问并表示希望采访,“对方矢口否认自己为李刚,并且再三追究记者从何处获知其联系方式,并严厉告诉本报记者:“等我查到你是谁,我要告你。”“等我查到你是谁”,又一个权力雷语就这样问世了,它和“我爸爸是李刚”可以相互媲美。然而,你可以不接受记者采访,但你有什么权力语含杀机威胁记者,何况自己还处在问题危机中。权力之恶不仅渗透在权力者的骨子里,而且还遗传在它的二代基因中。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因。

不能关进笼子的权力,就如同校园那辆失控的车。

公众为什么不信任官员?该问题的答案不在公众在官员。权力说谎已经成了惯性,而且肆无忌惮。重庆那位区委书记明明说“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可是,他却能用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宣称自己没说过,而且你拿他公然说谎没办法(这其实就是权力为什么敢说谎的缘由)。河北大学校园血案,有学生披露校方要求学生不得接受记者采访,这有学生手机上的短信为证,但校方发言人却否认发过禁口令。这里,你是相信学生呢,还是校方。当然说谎有很多形式,最近,国家发改委推动的阶梯性电价被公众戳穿为阶梯性涨价,但,发改委却宣称民意赞同率占6成以上。这真是地球上的稀奇事,垄断者从消费者手中抢钱,后者居然还赞同。然而人民网前此有过民测,反对涨价的占8成。但,发改委价格司官员却声称那是网络把一些建设性意见当做了反对意见。那么,到底是6成赞同,还是8成反对,谁是一个谎言性的数字,真希望有第三方就此民测作一调查。不过,就我本人言,本能地倾向6成赞同是说谎,而且很拙劣。公信力就是在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官僚机构的谎言中大面积走失,这其实对权力本身也岌岌可危(然肉食者只顾分肥食肉而虑不及此)。

这是古训:“民无信不立”。若无信用,权力在民众那里就站不起来。

不得不重复一下这句名言榜:“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前有“余含泪”,今有李树建。这哪里像一个河南省的剧协主席,分明是个逢场作秀的戏子。但即使如此,能说出这番话,除了恶心,还无法不让人感到,如果需要,他可以舐痔。这里不妨讲一个现代诗人之间的小故事。20年代的郭沫若有过一首诗,写自己重回故居,因压制不住“情涛的激涨”,以致“泪浪滔滔”。同为诗人的徐志摩很难接受这种夸张失度的滔滔,写了篇短文,说它是一首“假诗”,“形似诗”。另外还有一句酷评,估计让郭诗人一辈子痛恨难忘。那就是他讥讽郭沫若“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这句话同样可以赠给这位李主席,只要把诗人改为戏子就可以了。戏子在戏台上入戏太深,以致无分真假。这位戏子见到权力也入戏太深,但只有假没有真。以泪洗脸,而且天天,你这是在节约水资源。这里我很善意地奉劝这位李主席,为了你自己的人格,还是用水洗脸吧,别让你的泪腺老是超负荷。

精神病院变成一种特殊的监狱早已不是个别现象,媒体也时有披露。这是赤裸裸的反人权行为,是权力对付权利最便捷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成本。比如今年五月《新京报》就有报道,湖北十堰市两位维权人因在上访现场拍照,被当地警方送往精神病院关押。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被精神病,这桩事实真的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必须接受。老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其实,更多是现实的就是不合理的。这两天我接到一个哭诉电话,对方是位老妇,请我帮忙。事实原委电话里我未必听得那么清楚,而且又是方言;但这样的情节是不会错的:为了阻止她女儿上访,当地警方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到现在一年多了,人还没有出来。她丈夫最近又气死了,她自己一人来到省城,说是家破人亡。我无权无势又无能,只能麻烦别人,把她介绍给了一位报纸编辑。问她要手机号码,她没有,她用的是报亭电话。问她晚上住哪里,她说来南京20多天了,天天晚上就在火车站,要不就露天。我无法再问下去。但,一个年轻女子被关进精神病院一年多,当然还有这位老妇的境况,却无法不让人纠结。事实的真相固然不能光听单边,但如果事实就是如此,这真是一个“和谐”的现实。

简阳市长因违法批地而免职,又戏剧性地任命为上级市的财政局长。一抑一扬,前者是应付中央,后者干脆就是做给中央看。地方权力坐大,已经构成挑衅,毕竟国务院规定的问责免职时间是一年内不得任职,这里只有一星期。还是清末,地方督抚逐渐成为强势,中央拿它也没办法。1900年,慈禧太后愚昧无知,自不量力,同时向西方11国下通牒,宣布开战。按道理,地方服从中央,督抚必须响应。但,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回电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同样,两江总督和两湖总督不但不应战,反而和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地方权力的离心化,最终导致政局不可收拾。我当然不是为清王朝惋惜,甚至觉得那是很好的地方自治的开头。但,今天,在地方民主化未得推进之前,地方权力如果不买中央的账,它就更不会买民众的账,因此,这对民众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事实很清楚,该市长违法批地,受害的首先是谁?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谁是最大的受害者?一部滴着民众血与泪的拆迁条例,到现在都废除不掉,谁是最大的阻力?我觉得中央政府决不能在这件事上向地方让步,本着国务院关于实行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应该就此事继续问责,一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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