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示众的方式公开拘捕17位村民，我在上一周的评论中当即指出“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反法治事件”“是大面积侵犯人权的行为”。不意，面对媒体指责，该地方却向舆论挑战。在给媒体的“情况通报”中宣称“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对暴力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以及造成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通过公开曝光的形式震慑犯罪，教育群众，及时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社会效果明显，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这句话看起来满口法律，但无一字不和法治对着干。既非战争，又非灾害，哪里来的非常时期？你说非常就非常，正如你说非法就非法？这17位无辜公民，到现在也未通过司法审判，不但先由行政“私设法庭”，公开庭审。就从这份“情况通报”来看，司法没有说话之前，你有什么资格张口就是“暴力犯罪”。说自己无权说的话，做自己无权做的事，分明是对司法权的僭越，还说这是普法。法，原本是保障权利的，但在此一事件上，却成了对民众权利的镇压。看来，安康官员们的法不过是权力手中的工具，和现代法治的法，不相及，正相反。
　　如果不能抑制类似安康的法为权用，那么，我们都是那17位村民。
　　
　　二 又是示众，又是陕西。陕西富平警方将两位被遣返的女性上访者押往广场，公开处理，在性质上和陕西安康毫无二致。但，该县认为，媒体报道失实，理由之一，“广场上没有一万人，顶多几百人。”三人为众，何须上万。这里不是数量问题，而是问题的性质。该县认为是报道“改变了事情性质，造成恶劣影响”。影响当然恶劣，但为恶者显然不是记者（哪怕报道有偏差），而是让那两位妇女示众的权力。任何意义上的示众都是违法，因为它公然贬损被示众者的人格尊严，践踏其名誉。因此，示众的性质，从法律上看，是一种侮辱罪（见刑法第246条）。以上17名公民和这里的两位妇女，如果有律师帮助，何妨诉诸法律（哪怕它是打不赢的官司）。至于富平官方称，此一举动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那么，面对这一结果，我们只能说，这是集体违法。另外，富平官方提供的两位妇女被公开处理的缘由更是不靠谱，因为这两人的上访“属无理访、违法访”。前者姑不论，“违法访”则是一个人为的罪名，根本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请问，上访违反了刑法哪一条，请富平官方具体指出。否则你就是捏造罪名，用以打压公民正当的请愿权利。
　　须知，世无“违法访”，只有违法禁止上访。
　　
　　三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日前又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几年下来，各地政府能够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也就不会有这个“意见”出台。鉴于政府权力屡见不鲜的违法行政，“意见”就不能停留在纸上，而要落实到政府用权的实践中。一定要让那些那些滥权的官员付出代价，权力或许还会有点忌惮。比如以上发生在陕西的两起事件，最低程度，也要由两地行政首长出面公开检讨、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这两起示众都是权力违法行政，就它已经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恶劣影响而言，完全可以援引该“意见”第22条：“导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行政首长的责任。”如果没有对违法权力的严厉惩治，“意见”永远只是意见。当然，“意见”也提到要提高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但，这一点实在让人无法乐观。宜黄事件后，一位官员匿名投书，宣称“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法律并非一用就灵……”在该官员眼里，法律不是权力必须遵守的，而是拿来用的。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的潜意识，不幸在权力那里极为普遍。
　　
　　
　　四 用8万元请来的监督是否可靠？报载湖北安陆市公安局花钱请某调查公司监督自己，并美其名曰这是引进“第三方监督”。报道甫出，舆论一片笑声。说它作秀，一点不过。不过它过足了表演瘾，却要纳税人为之买单。据报道：该市公安局政委对记者说，从5月运作以来，收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我只想问该政委一句，这家调查公司能否调查你。警方不是不需要监督，但，请来的监督不是监督。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监督一事又岂能指望收费的调查公司。我不知道什么叫“第三方监督”，我却知道最有效的监督来自“第四方力量”——这就是新闻记者，而且它还是免费的。宪政国家，在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还有一种类似权力的力量，它专门盯着权力，哪里有风吹草动，哪里就有它的身影。这三种权力拿它没法，所以它被称为与之相并的“第四种力量”。记者便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它甚至有个很特色的比喻，叫“民主的看门狗”。这其实是南方日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名，作者是年近90的原白宫资深记者海伦?托马斯，该书便是她对自己从业经历的回顾。为民主看门，咬住权力不放。如果真正要监督，我们需要的，肯定不是什么收费公司，而是这样的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