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十娘》剧目，故事来自于明代作家冯梦龙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后民间地方戏曲广泛以此故事改编，川剧、秦腔、河北梆子、评剧、越剧等等地方剧种都有此剧目，大鼓、牌子曲、时调小曲、弹词开篇等曲艺也有《杜十娘》曲目。京剧原来也有传统《杜十娘》剧本，1929年荀慧生得到京剧前辈孙菊仙赠送的传统旧剧剧本，并根据《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进一步改编，将剧情进一步集中，删除铺陈过多的过场戏，全剧结构变得更为紧凑。1949年后荀慧生又多次修改这个剧目，现在通行的京剧演出本是荀慧生于1961年编定的。

《杜十娘》剧情并不复杂。说的是明朝洪武时，临安书生李干先（即《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小说中的李甲）入都（今南京）春试，结识金陵名妓杜十娘。杜十娘久厌风尘，正拟寻觅佳偶从良，误以李干先可托终身，乃设法逃出妓院，与李干先相偕返里。途中，夜渡瓜州渡口，为富商孙富所见。孙富久慕杜十娘姿色，又因与李干先旧识，乃密与商议，欲以白银千两买下杜十娘。李干先利令智昏，欣然允之。翌晨迎娶，杜十娘出示所携之百宝箱。李干先悔之不及，孙富则手舞足蹈。杜十娘讲箱中珠宝一一投入大江，最后投箱于水，立船头上痛斥孙、李二人，继即投江自尽。李干先见利忘义，终于人才两空。

父母之命不可违

现在的《杜十娘》演出本，主人公李干先一上场就向好友柳遇春表明，此次上京一为赶考，二来“只因家父年迈，无人侍奉，故尔叫弟悬托仁兄与小弟择一佳偶，他老人家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功名倒可从缓，亲事却要早办，他还急于抱孙孙呢”。而家人来旺在旁打岔，说：“柳老爷，我们临出门的时候，公子和老爷子为这档子事闹家务呢。我们公子说：‘哎呀，爹爹呀，孩子定要先娶了媳妇，再进京赴考，不然我是不去的。’我们老爷说：‘奴才呀奴才！’……我是学我们老爷哪。我们老爷说：‘待等得中回来，再与你完成花烛，如其执意不去，我便将你活活打死。’还是我从中劝的架哪。”于是柳遇春介绍李干先与杜十娘认识，两人一见钟情，定下终身之约。

而在这个剧目的底本《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完全没有这样的类似于“自行找对象”的情节交代，只是说主人公李甲在京城“坐监”（出资买到国子监生头衔，必须到国子监集中学习），因在官办妓院教坊司结识了名妓杜十娘，迷恋杜十娘的美貌，大把花钱，包占杜十娘一年多，“两下情好愈密，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各无他志”。但是尽管杜十娘有意从良嫁给李甲，“奈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

这两种情节的创设，很明显是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现代演出本里的李干先自行上京寻觅佳偶，尽管打着一个“父命”的招牌，但显然是近代社会男女婚姻自己做主风气的反映。而《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情节，更符合古代社会的婚姻法律及伦理。

中国古代伦理一直强调婚姻是两个家族的大事件，儒家经典《礼记?昏义》明确说，婚姻的目的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要结合两个家族的利益，不断提供祭祀祖先的男性祭祀者，延续家族的后代。婚姻和双方当事人的感情毫无关系，缔结婚姻的首要条件就是“父母之命”。《诗经?齐风?南山》“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中原地区很早就确立婚姻必须由父母来做主的风俗。以后的儒家的礼教一贯强调婚姻必须遵循“父母之命”，法律也是这样明文规定。比如在明清时期的法律里，都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按照中国古代法律规定，实际上在当事人不在场、甚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家长为他（她）定亲依然有法律效力。明清法律明文规定：如果因为在外地做官、或者在外地经商做买卖，不知道家里的尊长（包括其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姐）已为他定亲，自行与人定亲的，只要尚未正式成婚，就要“从尊长所定”，与尊长为其定亲的女子结婚，自己定亲的对象，“听其别嫁”。有违反尊长意旨、不愿放弃自己所定之亲的，构成犯罪，按照法律，可以判处“杖八十”的刑罚，自定之亲取消，按照尊长所定之亲成婚。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在外地自行定亲或成婚的，仅仅是做官、做买卖，像李干先、李甲这样在外地游学的并未包括在内。

为子孙定婚，由于涉及到家族利益，因此是家长权的重要体现，很少有家长会自动放弃。尤其是《杜十娘》故事里的李干先这样的“都堂之子”（小说中李甲之父曾为一省行政首长的布政使）家庭。后来孙富劝说李干先：“想老伯乃是朝廷的显宦，为人正直，家法森严，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告而娶，已有一行大罪，何况你娶的还是娼家妓女，你想老伯能够容你吗？……再说妓女本是不节之妇，下贱之尤，你这宦门之后，竟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岂不是玷辱门庭，辱没宗亲！老伯能与你善甘休吗？”正是古代社会观念的写照。而今本京剧《杜十娘》里李干先打算自己寻觅佳偶的情节，应该是在社会大环境变化后改编原作的结果。

 李干先娶妾还是娶妻

 既然从古代的道德伦常、法律规定来看李干先都不可能自行做主娶妻，那么他和杜十娘究竟算是什么关系？

 现在演出本中，李干先带走杜十娘，柳遇春送别时说：“啊，十娘，你夫妻此去要夫唱妇随，永偕和好。”在泊船的地方，李干先向孙富介绍，“十娘久把青楼厌，又得柳兄来成全。山盟海誓结姻眷，才随小弟转临安”。也就是说明杜十娘是他的妻子。杜十娘自己也以妻子自居，劝说李干先：“公子不必忧虑，为妻替你筹划就是。”

可是在冯梦龙小说原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明确将杜十娘定位为李甲之妾。李甲在与孙富相谈时，时时以“小妾”称呼杜十娘，最后也是以转让“小妾”成交，李甲只是说“小妾千里相从，义难顿绝，容归与商之”。

 今天的人往往以为古代的大老婆、小老婆，都是一样的老婆。但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了。按照古代法律以及礼教的严格规定，大老婆是妻，小老婆是妾，两者有天壤之别。相对于丈夫的祖先而言，妻和丈夫一样是传宗接代、延续祖宗香火的角色；而相对于妾以及所有的子女（无论是妻自己生育的、还是丈夫和妾或其他女子所生育的）而言，妻又是和丈夫并列的家长。礼教里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白虎通?嫁娶》）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妻要经过正式而烦琐的程序聘娶，所谓“聘则为妻”。而妾原来只是指买来的女奴，后世娶妾也无须正式的程序，可以像《红楼梦》里的平儿那样是陪嫁、随嫁或是买来的女奴“升格”。妾母家和夫家的关系是买卖关系，双方并无“合两姓之好”的亲戚关系。因此唐代法律规定：“妾通买卖，等数相悬。”
妾只不过是丈夫的一个生育后代的工具，所谓“妾者，接也。以贱见接幸也”（《释名》）。她所生育的子女的“嫡母”是妻，对于非她生育的其他的子女她并不具有母亲的地位，更没有家长的地位。相反她是处在家长的权威之下。《仪礼?丧服?子夏传》称“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也就是说妾对于妻子要相妻子对待公婆一样的恭顺。后世法律都规定妻如殴伤妾都可以减罪二等。相反妾殴妻就要加罪一等。

从理论上、法律上妾永远不得升到妻的地位。“以妾为妻”在古代一直是当作重大问题来对待的。如《谷梁传?僖公九年》载公元前651年诸侯葵丘之会的盟约就有一条规定“勿以妾为妻”。后世的法律对于以妾为妻都是作为犯罪处理的。清代的法律就明文规定，以妾为妻，丈夫处杖九十，并须改正。
因此冯梦龙原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将杜十娘定位为“妾”，就比较容易被当时的读者接受，也为后来李甲将杜十娘转卖孙富留下伏笔。

私奔能否成婚

 现在演出本《杜十娘》里，李干先与杜十娘一见钟情后，柳遇春到教坊司为杜十娘赎身，因为和老鸨谈不拢赎身的价格，老鸨唤出杜十娘来询问。杜十娘表面上回绝赎身嫁李干先之事。当夜却就带了百宝箱私奔到李干先住所，两人在柳遇春掩护下径直上船，前往李干先家乡。

而在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情节并没有如此惊险。杜十娘被李甲包占年把，老鸨觉得杜十娘已成了赔钱货色，情愿只要三百两银子就允许杜十娘赎身，以十日为限。杜十娘暗中资助李甲，终于在期限到来之时交清赎身价银，两人得以离开京城回乡。

 从故事本身来看，私奔当然具有更大的戏剧性，更适合于戏剧演出的效果。但是从法律史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情节设计就很荒唐，是不符合当时的法律以及一般的社会观念的。明清法律严格限定人民的户籍制度，就是为了将百姓固定于户籍、为朝廷提供各类无偿的赋役。像杜十娘这样隶属于官办妓院“教坊司”的妓女，在当时法律上都被定性为“乐户”，必须承担为朝廷提供色情服务的“特种差役”，擅自逃离，就构成犯罪，按照法律，出逃一日就要处笞（竹板抽打）十下的刑罚，每五日加一等，最高刑罚为笞五十；如果是像杜十娘这样逃往他乡、并出嫁他人不再承担赋役的，就要处杖一百，逮捕后发还原籍。李干先作为包庇隐藏者，也要处以同样的刑罚。

尤其是杜十娘是官办妓院的妓女，李干先带她私奔，还有可能触及另一条更为严厉的刑事条例，即作为“窝娼”罪处罚。清代条例专门规定“凡无籍之徒及生、监，衙役、兵丁窝顿流娼、土妓引诱局骗”，即使是“偶然存留，为日无几”，仍然要枷号三个月，杖一百；时间长的就要杖一百、徒三年；再犯的就要处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干先恰巧就是条例例举的“监”（国子监学生），与孙富商量卖杜十娘，就可以认定为“引诱局骗”。而且“得受娼妓财物者”，要按照官吏“受财枉法”计赃从重论，那个百宝箱价值无数，足够李干先一个死罪。因此古代的作者是绝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来宣扬“挟妓私奔”的爱情的，即便不是“明媒正娶”，至少也要“赎身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