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时幸运的阅读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适合于培养阅读兴趣的。

在我的《借书岁月》里已经提到过我的父亲是喜欢读书的，尤其是喜欢借书来读。更特别的是酒足饭饱后喜欢把他认为好看的书给孩子们宣讲一番。虽然故事讲得并不好，不过那副陶醉的样子足以感染我们兄弟姐妹觉得阅读是件开心的事。印象里最深的是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从虹口图书馆借来了《白鲸》，手舞足蹈的讲捕鲸故事的神态。那时我好象刚上小学，没识几个字，翻阅这本书的插图，觉得很可怕。

母亲只读过两年小学，平时翻班工作，家务也很忙，印象里没有空闲时候拿书看的，但她却是喜欢买书给我们的。记得我看的第一本直排书《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是母亲买给二姐的生日礼物。我自己10岁时得到的生日礼物则是《欧阳海之歌》。

大姐比我大了10岁多，因此等我可以读大人书的时候，她已经是西方文学迷了。她是《简爱》的忠实读者，百读不厌，多次向我推荐。可是我当时自然不会对这种书感兴趣。我读小学时她推荐的《牛虻》我倒确实很喜欢。

二姐是个文学爱好者，小学、中学都曾参加作文比赛得奖。她住在外婆家，有很多她那个年代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以及大量的苏联少年文学作品，《古丽娅的生活道路》、《基洛夫的青年时代》、《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等等。外婆家没有被抄家，这些书都保留下来，成为我开始阅读的起点。

我的大哥是个科技爱好者，他读的书都是科普类的。60年代初编写的《奔向明天的科学》以及《十万个为什么》等等。记得有一年夏天酷热，躺在地板上，看窗外的蓝天白云，听他讲（我很多字不识）《奔向明天的科学》，汗水不停的往下流。我提到的苏联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见习水手回忆录》也都是他的。他订的杂志《无线电》、《航空知识》也是我经常翻阅的。不过很快我就显示出与他的不同，我仅仅是满足于翻阅过，而他却是热爱将书刊里的知识进行实际的运用。从小时候的纸飞机（他有一本苏联人编的《纸模型飞机》），到中学时代他建的船模、橡皮筋动力的飞机模型，以及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直到他完成了自制的电视机留给我，自己去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插队落户。

二哥比我大的有限，和我一起看连环画。在我还在读一年级时，他经常借了连环画《三国演义》来看，我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教我跳过去，限时间可以准时归还——印象里我们家里是没有连环画的。这样就培养了我跳跃阅读的习惯，不求甚解，有不懂的就直接跳过。

70年代初，哥哥姐姐都到农场或者是插队的地方去了。我也进了中学，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或者是没课，空闲时间多的是。我很少和里弄的小朋友玩，最多只是在本楼道里玩摸瞎子。时间过得很慢，阅读或者一个人做白日梦就成为唯一的消磨时间的办法。家里抄家后除了雄文四卷外，还留下了几本书：比如复社版精装本的《西行漫记》，石刻本的鲁迅的《呐喊》，一本鲁迅翻译的《死魂灵》，都翻阅了好几遍。

非常幸运的是，我的中学环境很好，同学都是来自我们附近的几个街区，是山阴路尾的职员教师居住区，因此不少同学和我有差不多的喜欢读书的家庭背景，互相之间逐渐开始秘密交换书籍。我们中学的图书馆已经是封闭多时，作为一个大跃进时代办起来的民办中学，本身也没有什么藏书。所有“17年文艺黑线”时期出的书都作为“毒草”或“准毒草”，整个社会风气是多读书多反动，因此我能够有这样一个喜欢读书的小圈子真的是很幸运的。

现在回想起来，另外一件可以称之为幸运的事情是，既然除了雄文四卷外其他的书籍大多为“毒草”，所以我们在偷偷摸摸读书的时候，下意识里往往总是怀着批判的念头，既不会把书当作通过考试的敲门砖，更不至于把看的书当作了圣经真理。实际上当913事件逐渐传达下来后，我们对于雄文四卷也开始有了问号。我最经常翻阅的倒是四卷里每篇文章后面的注释，用来了解当时的历史。

中学毕业了，分配到了房屋修建公司当木匠。单位里像我师父那样的老师傅大多是不识字的，有一批30岁上下的青年师傅，其中有一些是高中生，是喜欢读书的。就在我们进单位后不久，有个高中生的青年铅皮匠师傅，在居民家里借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看，看完了以后在工棚里大发议论，说希特勒从流浪汉当上总理，了不起；又说旁边的泥水匠师傅，如果我当了总理，你就是国防部长了。这话传出来，两人就此打成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关到公司大楼的地下室里隔离审查近一年，七斗八批，最后搞了个“敌性内处”，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人还是放出来“劳动改造”——只能做杂务工。

尽管有这样可怕的前车之鉴，单位里爱读书的青年师傅还是很快和我们这些小徒弟形成了秘密交换书籍小集团。每到一个工地，哪些居民家有书的信息就传递开，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赖在居民家里“阅览”。大家喜欢交流的书一般是：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被批判的，政治历史类书，人物传记，科普作品。可是很少在一起讨论——那个前车之鉴仍然是个很大的阴影。

1973年以后大环境开始逐步松动，上海组织了翻译组，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政治历史书籍作为“内部书”出现在书店的特设房间。这在我们的居民中有些有地位的就有这样的书。一些公共图书馆恢复了业务，把部分通过了“审查”的书籍开放，可以出借鹤阅览。因此读书的环境逐渐恢复起来。记得自己最爽的一次是在一个老中学大修，每天午休的时候钻到图书馆的藏书室，躺在书堆里乱翻书。

另外的爽事，是每年春节兄弟姐妹们从乡下回上海来过年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聊天，讲看过的书，聊稀罕的事。有一年大哥回到上海发现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隔离病房。我们搞到了一套横排本的《红楼梦》，兄弟姐妹们轮流看。大哥原来不喜欢文学的，这时住院无聊，看《红楼梦》也很起劲，经常和我们隔着隔离病房的探望铁栏杆大谈《红楼梦》。他最大的读后感就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这样被白白的浪费了。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读书的环境犹如打了一针强心针一般，出现了排队等图书馆开门的景象。读书一下子成了一件时尚的事情。我也终于走进了大学，读书成为了工作。当然在我们这个积累了10年读书种子的年级里，我绝对是属于小字辈的。记得刚进学校时，同寝室的老三届同学夜里大谈文学名著，自己只好缩进被窝不做声。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恶补”名著，常常逃课到图书馆看书。有一次把椅子背斜靠墙上，半躺着看书，看到精彩处，稍微一动，连人带椅子摔到地上，狼狈不堪。

大学里最好事情之一就是可以和同学们谈书。我一直不怎么搞得文学描写，小说只看情节，精彩的场景、对话往往被眼睛自动忽略。同寝室一位现在当了检察官的同学，原来是语文老师、文学爱好者，经常仔细给我解说，给我介绍《十月》、《当代》、《电影文学》之类当时最好的文学杂志里的好作品。

现在回想起来，我读大学、读研究生的那段时期——1980年代初期，读书的环境真是很好。“思想解放”是唯一一场大家衷心欢迎的运动，任何旧有的经典都可以被质疑了，虽然往往又同时不知不觉的在接受新的经典。但至少从阅读环境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成长过程中有以上这样的阅读环境，使我能够看书但不被它俘虏，能够让它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