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有大量治理官员的内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职业官吏体制的国家，因此对于职业官吏进行选拔、任用、监察、考核等等的法律制度非常复杂。这是非常珍贵的法律文化遗产，值得注意总结研究。本文仅就惩治腐败渎职方面做一些历史的回顾。
历代治官的法律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防止官员“犯赃”。赃字在古代的原字是“臧”字，意思是“藏”或积聚，后来加上表示财富的“贝”字，特指不正当的经济收入。古代法律把所有的不正当经济收入统称“六赃”。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的“六赃”，官员的赃罪有受财枉法赃、受财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这三项；另外“监守自盗赃”虽然没有列入，但也是作为严重犯罪来处理。后来明清的法典把受所监临赃并入了受财不枉法赃，而正式把监守自盗赃列为六赃之首，官员的赃罪为监守自盗赃、受财枉法赃、受财不枉法赃，仍然是占了“六赃”的二分之一。
古代法律以上有关官员犯罪的这三赃罪名里，监守自盗赃大约和今天法律所规定的贪污罪名相当，而受财枉法赃、受财不枉法赃则与今天法律规定的受贿罪相当。本文主要讨论后两个罪名。
对于现在法律所规定的受贿罪，中国古代一直区分“枉法”和“不枉法”这样两大类，处罚的力度完全不一样。
受财枉法，是指“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的行为。唐《职制律》“监主受财枉法”条律疏：“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者”。这里的枉法并非就是指枉法裁判，而是泛指所有的公务处断中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对于受财枉法的行为，按其受财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此外，对另一些行为，也可比照受财枉法处理，这些行为主要有：（1）事后受财。这是指事前没有约定，而在违法处理公务后接受钱财，“准枉法论”，比照受财枉法处置，但最高处罚为流放三千里。（2）作为领导索取部下的财物，也是“准枉法论”，最高处流放三千里。（3）受人财而为请求，即转托他人违法处理公务，同样是“准枉法论”，最高处流放三千里。（4）向自己的部下借贷财物，如果是经营性质的，所得的利润“计利准枉法论”，最高处流放三千里。（5）地方基层官吏在赋税中擅自增加数额，以此牟利的，“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6）主管官员唆使被监禁的罪犯翻供、或者是帮助传递信息串供，按照接受财物的数额计赃“以枉法论”，至价值十五匹以上处以绞刑。
明清时期的法律规定与唐宋时期法律相近：受财枉法，按犯罪主体身份分为“有禄人”（月支俸粮一石以上的官吏）、“无禄人”（月支俸粮不满一石的吏员）两大类，前者赃一兩以下杖七十，一兩至五兩杖八十，以上递加，至赃满八十贯处绞；后者赃满一百二十贯处绞。
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唐《职制律》“监主受财枉法”条：“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律疏：“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不枉法由于没有造成“枉法”的结果，所以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要轻。最多只是“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并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
另外“受所监临赃”，是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必须也要计赃论罪。《唐律疏议·职制律》特设“受所监临财物”条，律疏解释此罪是指“监临之官，不因公事而受监临内财物”，如是因“公事”则为“受财枉法赃”或“受财不枉法赃”。该条规定：凡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罪止赃五十匹流二千里。
明清时期的法律把上两个罪名合为一个受财不枉法赃。计赃“折半科罪”（按照实际数额除半计赃），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之上至一十兩杖七十，以上递加至一百二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清朝改为一百二十兩以上处绞监候（判处绞刑但不立即执行，而是将罪犯监禁至当年秋天举行的由中央各部门长官参与的“秋审”，由这次会审决定是否确实需要执行死刑）。
将受贿罪分为两类分别处置，具有很深层次的考虑。古代立法者考虑到同样接受贿赂，但实际上侵犯的客体却并不完全一致：“受财枉法”是直接扰乱、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及到皇朝的命运，因此必须严惩；而“受财不枉法”并未直接扰乱、危害统治秩序，直接所侵害的是官员的道德操守，而对于统治秩序，只是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危险性。因此前者不惜以死刑加以严惩，而对于后者则可以网开一面。
不过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这两个罪名都是计赃定罪的，虽然计赃的起点、累进的程度及最高刑有区别，但仍然是按照赃的数额、而没有按照确切的对于统治秩序的妨害程度来定罪量刑，因此在古代就有很多思想家对此提出了批评。其中最为典型的批评意见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的。
王夫之在专门总结明代政治教训的《噩梦》一书中，认为“计赃定罪”是所谓的“一切之法”（一刀切的法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首先，这种法律是用“划一”的法律去威吓官吏，使得官吏几乎人人都犯罪（比如接受下属、亲友的礼品），所以官吏也都没有了廉耻的感觉，只顾想方设法来逃避隐瞒；上级官员也害怕因为一些小的非法收入导致下级犯重罪，反而帮助下级开脱，结果是法律越是严厉官吏越是隐瞒，“法与势之必然也”！其次，受贿的多少实际上与造成的损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举例说：有个吏部官员受贿或受人嘱托，将一个昏官派到要害岗位，导致“激变”（官逼民反）或“丧师”（全军覆没），可是受贿的数值才“五十贯”，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另一个吏部官员受贿两百贯，只是将一个官员委派为仓库管理员、河泊所大使（水利管理员），但却计赃要处死刑。同样，如果一个法官受赃五十贯，但听从诬告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这个法官不过是要被判流刑；另一个法官受贿两百贯，只是听从诬告将一个无辜者判处了杖刑，而这个法官倒要被判死刑。
王夫之提出了改正这一法律的建议：法律可以仍然区分枉法、不枉法的罪名，但主要不是“计赃定罪”。枉法罪应该按照其造成的危害后果进行定罪量刑。不枉法的受贿罪仅“因公科敛”（以政府税收名义向百姓收取钱财）、“因所剥削”（向当事人勒索钱财）按照非法所得“计赃定罪”；其他被动接受的钱财，除非是“黄白狼籍、累万盈千者”，只要由吏部“记过”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全士大夫名节”，而士大夫有了名节，就有了廉耻，不会进一步主动去索贿。
中华民国时期的刑法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第121条把受贿罪区分为两类，规定“不违背职务之受贿”犯罪行为，判处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违背职务受贿”的犯罪行为，则要判处三至十年的有期徒刑，造成重大危害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没有简单的采用计赃定罪的办法。
从我国目前实行的1997年刑法来看，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383条是针对贪污罪的处治，规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这些规定既没有区分受贿是否违背职务、违背法律，又是一刀切的按照传统的“计赃定罪”原则来处罚，似乎立法原意是将贪污、受贿都视为同样性质、侵犯同样客体的犯罪，没有能够区分出应该重点防范、打击的对象，正和王夫之所批评的情况相仿。
法律已经规定的，当然不能随便更改。在司法实践中，处置受贿罪一般在考量受贿数额的同时，注重根据受贿“情节”酌情考虑量刑，来突出打击的重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不过从历史的经验来说，或许考虑到将受贿罪进一步分别，以及考虑危害性后果更为有效。
——————————这是一篇应景的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