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中央当然也考虑了农民的过渡房问题——每家补助1000元现金，暂时调集帐篷过渡。这样的政策确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但是落实到基层政权时，就会形成很多的争议与问题了——因为这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思维。

先说城镇的活动板房，由建设部统一订制，统一派人安装，规定是每亩地只能安置八家，必须1000家集中一处安排——因为这样才不会浪费配套的公共设施【这是按现代社区服务标准设计的】。这就意味着每建设这样一个过渡区，需要125亩就近城区的土地【因为还要考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问题】。基层政府必须出钱做好前期的平整三通工作，不如此集中就不予安装。活动板房设置齐全，包含洗浴厕所都有，可住15年。

看似多好的恩典，但基层算帐，房子和安装虽然不要地方出钱，可是配套工作弄完，等于给城镇居民每家要花好几千元。更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土地是临时周转，你不能去征用农田；而现成的这么大的空地却很难找。再说有的场镇，没有1000户受灾的，只有几百户的那又怎么办？再就是入住问题，倒塌房屋、危房和贫困无自救能力的要住进，小康微损房的也要求住进，谁都难免会产生攀比和依赖心理。政府日后如果帮助修好房屋，他们会搬迁；如果要他们也出钱来修，那他们可能因为贫穷或者不愿出钱而继续依赖，不修房不搬迁，反正活动板房质量好且基本舒适，还不要租金，甚至还水电气免费。那这样的集中避难营，就会成为乡镇的一个永久性伤疤，给未来的基层政权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

如此多的人聚居一起，难免产生各种突发事件。在对政府有过多指望而又不免部分失望的群体之中，则很容易酿成借题发挥的抗议，甚至聚众滋事。一个巨大的弱势群体，再挟带着暂时的普世同情，一旦和基层政权构成对立，则政府原有的强权姿态，便不免失去优势。还有就是花这么多钱修了，城镇居民也未必愿长期合住；就是一家之内，老少男女没有私人空间，许多生活难免种种不便，互相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于是有人主张，反正以后还要再修建永久性住房，过渡房显然就是浪费，不如变成现金分发给各家，自己去设法重建。

但是这样又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被毁城镇的重新规划问题。究竟是让老百姓在原址各自五花八门再建，还是一切推倒，重新划地，按新的商业模式来操作。很明显，基层政府对付这样的突然大灾浩劫，确实也缺乏经验。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由于多数时候地震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因此，也缺乏真正能够结合中国底层实际的实用性建议。如果中央财政全部买单，当然可以减少矛盾。但这样一方面可能培养灾民的弱者讨要心态，另一方面还要牺牲所有纳税人的利益和国家财力，这就是所谓的两难困境。

十六

城镇居民的过渡安置从板房到安装再加各种费用，算起来起码每家在一万左右。可是给农民的过渡就只有1000元现金，这显然要给基层工作带来矛盾。于是市委和省里协商，省里再下拨配套1000元。当然这是只给房屋确实没法住的三口之家。可是有的家庭还是老少合住的，人口不止三口，那市里又决定每多一口人，再加800元。那些房屋轻微受损，比如厕所厨房院墙倒塌，瓦被掀掉或者部分裂纹但需要修补的，那再由乡镇给予评估，每家补200-1000元不等。

应该说这个方案已经够细，可是基层干部看着还是犯难。从一般常理说，城镇居民要比农民的储蓄稍多，活路也略宽。但是农户只能拿到2000多元过渡金，居民却能享受到价值一万以上现成房屋居住。同样受灾，同样贫困，为何对农民的政策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倾斜不均呢？近年来经常讨论的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问题，在赈灾的政策方面，也凸显出来。一旦农民也提出要住活动板房，那基层干部又该如何回答呢？

但是无论怎样充满悲悯的基层官员，对于这样的政策即使有所质疑嘀咕，但是也不能再去向上级哭穷了。因为表面上看似不多，但是由于需要救助的基数太大，加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再说，这仅仅是过渡资金，以后城乡的重建房补助，目前【五月底】还没出台，但是可以预见，中央财政肯定还得拿一笔巨额资金出来。2000元肯定无法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他们如何来安抚百姓呢？那就另外向国家的慈善机构打主意吧，为每个受灾的家庭再争取一顶帐篷。由于国内外的捐赠很多，物资的争取显然要比现金容易。这样大致就能摆平农民对公平的诉求了。

对于基层政权来说，考核你是否具备“牧民之官”的能力，主要是看你如何既保证基本不走样地执行了各项国策，同时还能巧妙地化解乡村的各种冲突。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他们自称为“手艺”】，如果能不给上级增加负担，不把矛盾上交，不引发官民冲突，不酿成群体事件，那就可谓“能员干城”了。但是这样就真的确能摆平乡村矛盾吗？

 十七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见，受灾以来各级政府每天要研究多少问题，解决多少矛盾。因为每一个数字和政策，都不可能是某个人随便拍板出台的。更何况在此期间，还有很多救人抢险移民炸坝的重大问题要决策。就基层来说，事务的繁多更难想象。每个部门和乡镇，干部的配备大约多只有七八个到十几个不等。他们从地震以来，就基本没有回家，必须随时待命，每个人的疲倦都写在脸上。即便如此，肯定还有疏漏之处，还要在最不经意的事情上，惹出麻烦来。

5月29日大早，金河镇就向区委告急了——一几百灾民要走上高速公路，步行到市里去上访告状。经历了“5.21”骚乱事件，区里已经有了各种应急预案，处变不惊，能够从容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区委副书记和相关部门领导配合乡镇干部，迅速出动，轻装简从，在高速路的入口处拦住了那些激动的群众。

首先要提出警告——成绵高速目前是救援绵阳北川安县的生命线，谁要堵截，既是对重灾区人民的伤害，也是严重违法，国家绝对不会不追究。老百姓当然也知道轻重，宣称他们不会堵截，只是徒步顺路。那么干部一方又劝导——上访是群众的权利，但是行人上高速路也违背相关法律，更何况现在路上密集狂奔着无数救灾车辆，万一引出车祸，那也后果严重。坚持要去的话，区里已经安排好车辆，请大家坐车去。

大巴已经在路口等着，群众也要讲理。但是他们内心也明白，所谓步行上高速，本质上是对基层政府的一种要挟，需要求得某种重视；如果坐车去，就失去了意义。再说就是到了市里，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回来解决，既然区里已经来了领导，那目的已经达到，再去市里也就反而毫无价值。而且如果彻底不听劝说，完全得罪平时也都认识的乡镇干部，今后也许要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更难。于是多数人决定听从干部的劝说，回到乡政府去开会诉说。少数人上了车，开了一程担心被直接拉进警局，又决定还是打道回府吧。于是，紧急事件变成了在乡政府的民主对话；只要肯平静对话，对基层政权来说，反而就是一个借机宣讲解释国家政策的机会。

在这里，老百姓和基层政权的“博弈”再次呈现出来。群众知道一个通理——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缺奶年代，可能就要出“群哭”这张牌，才可能博到一些“胜利果实”。问题是到底有什么“冤屈”需要他们这样去“群哭”呢？难道在这样的高危时刻，还有基层干部真敢徇私舞弊侵占不公吗？

十八

这一天恰好是金河镇赶集的日子。无论城市乡村，任何群体事件都肯定有最初的少数人带头。而只要有几个敢出头的，“沉默的大多数”就会选择随从；随从既可能满足自己的诉求，还可能不致惹祸“问罪”。对一件风波的“风险评估”，老百姓还是基本清楚的。少数人也清楚，在赶集的日子出头，无需号召就有很多的看客和共同诉求者，这可以增加出牌的分量。果然如所料，当几十个人回头走向乡政府之时，跟进的农民则已达几百。

乡政府的办公楼也是危房，院子里搭建的办公棚，正好可以坐下几十个人对话。应召而来的各部门干部和村组长，也基本到位了。领导喊话要求有意见的代表进入棚内开会，其他的在院子里安静倾听。于是棚内顿时坐满，却主要以妇女居多。副书记和乡镇主要领导负责回答群众质疑，大家轮流发言“喊冤”。

原来引发这一次群情的事，是昨夜的大雨。各家都住在窝棚避震，多数棚子漏雨造成了老人孩子的痛苦。大家总看电视上报道，哪里哪里又给灾区送了多少钱多少帐篷，国家又拨下了多少钱粮，但是至今他们除开领到一点白水和干粮，还啥都没有见着。如果不是基层政府贪污侵占，那这些恩惠怎么还没降到百姓头上呢？这是多数人的质问，干部很好解释。

还有农民指责，房子倒了这么久，连个干部的影子也没见着。共产党到底还管不管灾民的死活？政府到底还赔不赔偿我们的房子嘛？他说完立刻有一组长起来谴责他胡说——我那天带镇干部去你们家拍照，你婆娘都看见了的，你他妈又来造谣啊？组长也是农民，乡里乡亲互相责骂没有问题。有气的农民敢骂乡政府，那还是不敢得罪本组组长的，立马不再言语。镇干部顺势给他解释所谓“赔偿”的不存在，只是肯定要补贴。而且补贴对象是由你们群众选举表决，公示审核之后才作数。

然后有妇女哭诉，一看就是穿戴不差见过世面的人。她说她虽然在市里生活，但是户籍房子还是在本镇，这次也垮塌了。她几次去找居委会反映，要求国家那份救济钱粮，都被居委会的吼出来。根据政策，她也是灾民，凭什么不给救济？

还有一个一直在院子里叫骂的时髦妇女，她的问题是她原来的房子占地很大，现在拆了危房，以后还允许她在原址原大重建吗？很显然，她担心失去她原来的商铺门面位置，怕政府借重新规划之名，夺走了她的商机。她一直高声嚷着，但很快就接到几个电话，然后就到旁边歇气去了。基层干部对付这些爱闹的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一般会通过她的亲戚朋友或者对她形成情感制约的人，提醒她不要闹事。这些打电话的人，难免也有吃俸禄的，那是肯定要服从组织安排来做这个工作的。

大家杂乱倾诉完，领导也听出没有根本性的危机，把政策解释清楚，气氛也就和缓下来。总的分析，主要是基层干部人手不够，一时无法到每家每户宣讲政策。再加上前面说过的村组推荐该被救济的人，一时难以落实，造成钱粮确实未能发放，因而激起了民愤。小小风波很快和平止息，农民还要回去插秧。至于对那几个牵头的人，基层一般会单独去谈话。确有问题解决问题，该要警告还得警告。大家都在本乡本土，谁都难免有点毛病把柄，如果基层真要对你认真，那样的日子也未必好过。于是大家都见好就收，相得益彰。

 十九

一般来说，发生了这样的群体事件，无论大小，区里都是要召开常委会总结的。虽然其他灾区发生的事情更多，潜在的危机也多，但是各自守土有责，工作总要更加细密才好。大家发现宣传工作不到位，就会引起老百姓误会。建议还是要赶快把损坏了的广播线修复，最好再派出高音喇叭宣传车去巡回讲演。另外设计制作一个简单的救灾政策问答，发到每一个村民手上，让大家明白自己可能获得哪些救助。

其次，该及时发给灾民的钱粮以及过渡费，赶紧下发。省里已经答应调拨的12000顶帐篷，得赶紧催促发来。小春的作物菜籽和小麦已经收割了，赶快动员相关部门和企业去收购，农民手上急等现钱。地震了，氮肥厂受灾停产，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要尽量帮农民保证供应正常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真正的自救。

有经验的干部还提出，非常时期，可以学习过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重建家园要精神先行，要重建群众自尊自强之心。还可组织工作组下到各个重灾区，直接就地解决一些问题，把各种影响稳定的因素，消弭在基层。

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也是各项国策的最终监督执行者。按书记老吴的戏言说——除开没有国防和外交的建制，国家所有的机构都能在一个区县找到直属配置。在平时，除开抓稳定和发展之外，看似并无太多要事。但是在这样天灾的危机时刻，它确实起着维护社会基层秩序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是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农民的行政窗口，所有的底层冲突、矛盾和困难，都要在这一层面得到化解。所以上述那些工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可能真是消化各种潜在问题的良方。

救灾从安定灾民入手，这是千年不易的古法。先解决民生，最后才能达到民享。小小纹江区在这次地震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16亿，政府确实不可能完全“兜底”。因此最终还是要官民携手，才能重建家园。部分灾民有部分不健康的“灾民心态”，在举国悲悯的背景下，细说有违常情，且影响“政治的正确性”，因而在此暂不讨论。

纹江区最近提出要“重建精神”，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倡议。无论灾区抑或国家，假设人民坍塌的不仅是房屋，连精神穹窿都随之崩溃，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二十

汶川大地震的主要灾区，皆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也就是四川盆地的西北部盆沿山地。地震之后，科学家已经测量出盆地整体沉降，而重庆明显隆起；可见这次地壳运动的巨大力量。可是，地震仅仅改变的是地貌吗？也许站在历史长河的未来看，经此一劫，这个世界已然发生许多更深刻的变化。山川屋舍，世道人心，都可能要在摧毁和重构中经历生死蜕变。

从另一个角度说，灾区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在此后若干年，都不仅生活在地质学的震带上，更多的可能是还将处于社会学的震带上。成千万的灾民，如果首先不精神自救，那即使治愈了身体的伤病，却仍未消除心灵的隐痛。而政府如果不彻查灾难中发现的许多隐疾，也很难给人民一个交待。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对改良政治生态起到推进作用。

悲情援助这样的善举，并不足以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乐善好施的市民依旧还将回归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永久地捐款、送水送饭。时日稍长，最终还可能会嫌弃某些有过多奢望的人——部分人的国民性陋习，都会更加在一个没有足够福利保证的时代生活中显现出来。事实上，我们看见的一些事例，已经反映出不少人的自我弱化心态。而基层政府如果对一群广大且确实困窘的灾民安置失措，最后的结果将可能悲剧性地出现——政府拼死激情地把灾民营救出来，然后还会在一些突发的冲突中，再把他们压制下去。而那时，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危机。

灾民目前对国家救助的期望值太高，多数怀有诉求“赔偿”的心态。而政府多年无所不包代民作主的习惯，又多少培养了老百姓的依赖性。一旦期望和现实错位，就会产生绝望。灾后的人生本来艰难，再一旦失去自强自尊和信心，随之而来的将是高自杀率；这也对社会构成新的刺激和伤害。如果基层社会失去稳定，那意味着全国人民都要分担其社会后果。

因此，研究基层政权在灾难危机下的运作和应对，检讨灾难前后的各种经验教训；从重建家园到重建基层民主和法制，然后层级递进；真正在废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创新，这可能才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才是这场付出巨大成本的灾难，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唯一财富。

最后，我借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一个短信来作为结语，这段话应该说有种残酷的意味。他说——感谢汶川地震灾区的人民，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来完成这次真正的拯救，让权力归向人性，让生命体现尊严，让信心获得验证。他们是天下的盐，让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包括每个人开始变得更有人味，会哭泣，能感动，懂得爱，懂得好好生活。为那些死去的无辜生命和还在受煎熬的受难者祈祷。愿逝者安息，活者生还，国人都得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