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震绵延的大地

——灾区基层政权运作的跟踪观察之三

一

年初在西南乡村旅行时，偶然看见有农妇在散发一封“王母娘娘的信”。好奇便领了一张，内容确实显得荒诞不经。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明显看得出来，竟然是用80年代使用的机械打字机蜡纸油印的产品——实在难以想象，这一早已被时代淘汰的工具，还在乡村社会草根阶层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中国文化历来就有“经学”和“纬学”之分。自古以来，纬学中的“谶纬术”一直在民间私相流传，历朝皆屡禁不绝。新中国以来，对此类标准的“封建迷信”，一向是实行严厉打击的；历次运动几乎已将这一现象扫尽荡平。但是眼前重新拿到这样的“揭帖”，出于对“民间语文”的特殊兴趣，我还是把它保存下来了。

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受教不多的广大百姓，心存侥幸地期冀着果能预告未来祸福的神人，以便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之中趋利避害——这是谶纬文化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像算命星相之类神课，哪怕偶然十句中一，也能蛊惑今日许多时尚青年一样。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历史和命运中，难免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充满孩子般的好奇心。

标题为“王母娘娘的信”的这份传单，似乎在年初便在预告着这一个“凶年”。此信的开端便语句不通地讲述一个山西的老太婆，某天给了一个女生这封信，转身就不见了。信中说今年——有房无人住，夫妻不团圆；有饭无人吃，儿女不能见。等等。但是观音赐有药方：有生姜三片，竹叶三片，紫草胡椒少许，吃下可免。男女不能骑门槛，不能吃生水和一切生果实，不能乱解小便。同时默念如来、观音、玉帝、王母，便可躲过大劫。

很显然，此信牵涉佛道两派神祗，禁忌和药方皆荒唐可笑，属于典型的“小民宗教”。但是当我走到今天——2008年11月底——再来重新审视这一文本时，却忽然感到了某种莫名的惊怵。纵观从年初雪灾以来直至今日金融风暴，你无法不承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凶年”。即便中间有一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宴来冲喜，仍无法冲淡许多人在今年所刻下的悲苦记忆。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五个月来，余震和新震一直未能平息。迄今记录在册的已有三万多次，意即每天有两百次左右的震动——这是怎样一块积蓄着风暴的土地啊，它还要经历怎样的波动，才能释放完它的能量，才能复归万户千家一份平静和谐与安全？

 二

五月以来，纹江区的位置如处飓风的风眼之中，显得比周边的灾区都要平静。但是每一次四级以上的余震，仍然要晃动这里的楼房；虽然渐已习惯的大众再不会夺门而逃了，但惊恐和隐忧依旧还是压迫着心灵。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经常好端端地坐着，就会突然感到大地的动摇，会略显紧张地定神查看水杯——而事实上，这只是虚惊，是地震后遗症。

从地质学上说，大地确实还未搁平，还在隐隐威胁着劫后余生的人民。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这场浩劫所引发的各种后遗症，肯定还将在漫长的时间内，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然眼前，失去安全住所的市民，都可以在活动板房里度过灾后第一个冬天了；农民也逐渐开始新建平房。但是，废墟的广大存在，依旧在萧瑟寒风中生硬刺目。而更多的高楼危房，还基本在警戒线的圈禁之中突兀矗立，基本还没开始拆除的工作。

我刚去回访过邻近的汉旺镇——整个镇子还是由江苏特警戒严着，任何人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所有歪七竖八的楼宇依旧保持着“5.12”当日的惨状。街心那个著名的钟鼓楼，时针仍旧绝望地定格在两点二十八分。一切都还纹丝未动，快半年了，竟然还有幸存者在警察的陪同下，在频繁赶去危险的旧居，扒拉一点未损的用具和衣服出来。我问那些把守着关口的年轻警察，他们说到了夜里，他们都不敢进去巡逻——即使在白天，我也能深深地体会这其中的惊恐和悲凉。

那天在东汽家属区的大门前，一个男人正在和门岗撕扯。他要进去，他要去给他儿子烧纸——著名的东汽中学就在里面。但是没有通行证，门禁则坚决不让。这个哀惋痛绝的老男人，几乎像疯子一样狂怒大叫奋力硬闯，几个壮汉民兵和警察几乎都难以制住他的鲁莽。门禁当然有门禁的理由——所有的楼宇都悬如危巢，余震随时都可能掀翻一栋，没有通行证谁敢承担新的死亡责任？

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要是垮塌学校较多的灾区，家长的愤恨和怨怼还远远没有摆平。基层政府虽然已经千方百计地从各地抽调医生教师，去分隔各家各户的苦主，挨户安抚做工作，阻拦他们的集结上访喊冤。但是，谁都清楚，大群的绝嗣之痛，岂能在短时间之内抚平。任何一个人的自发哭丧悼亡，都可能再次煽起一个片区的苦情，而造成基层的动荡和上层的问责。

事实上，在隶属绵阳的某县，近期就因保险公司对死亡孩子的赔付，远低于交界的德阳市，而引发了家长的群体事件。按说保险公司纯属商业行为，各地根据各地的投保额赔付，实在与政府无关。但是放在眼前的大气候之下，最终的结局则可能仍然是要政府来买单拉平。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灾区基层政权来说，此刻恐怕谁也不敢轻易去引爆一座火山。

三

纹江区垮塌房屋八万多间，受损二十余万间；万幸的是没有垮塌一个学校，因此对地方施政者来说，要少了很多涉及稳定的压力——至少不会有各种中外媒体来频繁叨扰。但是重灾区毕竟还是重灾区，在越来越精细地统计之后，现在的受灾排名，已经位居全国第21名。因此所要面对的问题和隐忧，几乎也与各地一样。如此巨大的灾难，在各种显现的阵痛背后，必然还有一些潜伏的后果，将在未来渐次浮出水面。

最近，相邻的重灾区广元的生蛆柑橘，正在引起全国的舆论热点，从而导致整个柑橘种植业的灭顶之灾。尽管当地政府已经号召果农掩埋了那些长虫的水果，尽管这种果虫也确实无毒副作用，但是对广大的城镇消费者来说，已经无可挽回地要躲避这一鲜果了。没有谁去想象灾区果农的雪上加霜，没有谁去分担这个“灾年”的又一苦果。

这件事与“灾年”有关吗？与地震相关吗？也许很多人要这样质疑。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类似的危机已然在纹江区出现；如果没有施政者的及时妥善处理，也许早就酿成了一场大的舆论风暴，同样也将祸及另一水果的种植业和所有的果农。现在我来追溯解析这个故事，藉以剖析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问题。

几年前，纹江区和全国多数地方政府一样，为了帮农民致富，必须要调整当地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传统的粮食蔬菜种植，在中国确实不挣钱。每亩地投入产出的毛利，不算农民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每年也就几百至两千元不等。为何农民宁肯冒着被城里人歧视和欺负的危险，仍然要到城里打工或做游贩，因为在城里最不济每月的收入也接近他在土地上一年的利润。于是纹江区根据盆地的土壤气候条件，为农民引进了“金花梨”这一种植产业。为了动员只熟悉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改种这个水果，最初政府还是付出了较大成本的。要出钱买幼苗，要免费技术培训，要派员检查顾问，甚至还要帮忙收购寻找销路。

“金花梨”属于改良了的优质水果，很快就开花挂果进入丰收的时代，在最初的年头确实让那些冒险转向了的农民尝到了甜头。于是马上就有大批的农民跟风种植，接连的丰收随之带来过剩和滞销。这种不像粮食一样可以存储和当饭的产品随风飘落，愤怒的农民甚至将满车的烂果倾倒在乡政府的门前。

有些果农根据市场调剂，改种了其他水果甚至复耕。但金河镇的银桥村，则仍然坚持着。即使市场价远不如当年，但是到底还是比种粮食划算。可是今年八月，眼看着满数灿烂的金黄，可以为灾年聊添喜色，果农却开始成群结队来乡政府闹事了。那时正是奥运时节，大群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满载金花梨要奔赴区政府，扬言要倾倒在政府的门前。一场莫名其妙的危机，就这样在原本苦难的灾年，再次拉开了序幕。

四

确实奇怪，原来一直生长正常产量很高的金花梨，今年却突然大面积地爆发了虫灾。而且这种虫叫“蛀心虫”，直接钻进了梨子的果核里成长，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梨子一旦接近成熟时，就要自然坠落和溃烂。果农看着满地的烂梨，意识到全年的辛苦劳作付之东流，再加上灾年的损伤，必然更加绝望。这时，他们只能想到要找政府扯皮了。

可是，农民自耕自作，丰年就自得其乐，遇上天灾歉收就要找政府麻烦，政府真的有责任要负担吗？农民当然要找出自己的理由来。否则纯粹无理取闹，那也肯定不敢。他们的理由是——首先，是政府动员甚至要求他们种梨的，仅有的田地都变成了果园，现在遇灾，意味着连粮食都没有吃的了。其次，关于植物的病虫害，历来相关职能部门都要负责预报和预防，但是今年以来，相关单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作为。再者，供销系统每年都要求果农对水果实行套袋管理；每个袋子要五分钱，供销系统过去每个袋子要补助二分五厘，但是唯独今年承诺了又没有补，于是农民省钱也就没套。因此政府需要给他们赔偿损失。

这几个理由能够成立吗？书记老吴认为确能成立。第一，农民天灾没有饭吃，政府本来就要管，总不能在灾年再添饿殍。第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所以要存在，本来就是要为“三农”服务；服务如果没有到位，那至少难辞其咎。第三，供销系统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承诺而未兑现，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这件事，政府肯定要管才行。但怎么管呢？

首先当然是要稳住农民的情绪，不要集体上访闹事。然后是问责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确有现成的理由——地震。因为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人皆在忙于抢险救灾，忙着要调查灾情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汇报各种统计数据，哪里还有时间和人力去考虑一个村的梨树问题。再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在灾年里冒出这样一种原来并未肆虐过本地植物的怪虫。

蛀心虫哪里来的？那么根据原先的培训要求，果农必须要进行的药物预防，农民都做了没有？如果做了，为何没有能够杀除这些害虫？如果没有做，那么果农自己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于是紧急调查，农民拿出了自己杀虫的证明——他们提供了七种杀虫药的瓶子，以及在哪里购买的证明。

很快就弄清，药物就是在金河镇街上的两家药店买的；其中一家还是果农的专业合作社开设的专营店。但是检验结果很快也出来了，其中的两种药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无法杀除果虫。接下来基层政府如果能找到赔偿的下家，是不是可以帮农民减少一点损失呢？看来好戏似乎还在后头。

 五

在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国度，坑农的事件必将频繁发生。虽然偶尔闹大了的事件得到了惩罚，但多数时候基层政权对此是束手无策的。何以如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的两难困境。

纹江区在检验出有两种药是假冒伪劣产品之后，立即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准备顺藤摸瓜找出元凶，以便从厂家那里为农民讨要一些赔偿，借以减轻灾民的损失和自己的压力。但是在没有找到厂家之前，这一检验结果暂时还不敢向农民公布——因为愤怒的农民一旦知道有假药，肯定首先要结队去打砸街上的商铺；那样就会惹出影响治安的公共事件。

卖药的零售商之所以还需要保护，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从批发商那里买进的是假药。他们向专案组提供了进货的渠道和上家以及相关的账单，一种是从绵阳进的，另一种则是从成都进的。公安局兵分两路，但很快皆铩羽而归。绵阳的那家批发商承认他们卖过这种药，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假药，他们是从福建的一个厂家购进的。警察要他提供他们从那进货的证据，他说地震之后，因为唐家山堰塞湖要崩溃，整个绵阳市都要紧急搬迁到山上，所有的这些凭据都散失了——这个理由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也确实可能存在。警察没有理由抓捕这个同样是灾民的批发商，虽然知道了那个厂家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另外一组到成都的警察，也找到了那个经销商，知道该药来自江西的一个药厂。但是卖农药的在成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中鱼龙混杂真假参半，你很难分清其中的真伪。他们进货的运单凭据，一般只保留一个月；也就是说同样拿不出指证那个厂家的证据。而且还有可能那个厂家制造的是真药【因为有国家批号】，是另外一些不法分子仿冒的假药。

案情走进死胡同，纹江区政法委召开相关部门的联席会，商讨要不要去福建和江西调查的问题。公安局方面说，根据现行法律，目前这个事情根本无法立案——立案是有一套立案的正规程序的。零售商和经销商只有在“知假贩假”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如果不能证明其“知假”，就无法立案。如果没有立案的案子，就没有进入全国公安系统的网络；如果本地的警察要想去异地调查和抓捕，异地的警察不仅不会配合，甚至还要干预。更何况这些厂家都是各地的大型企业，都会得到地方保护。你外地的警察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想去从他们那里帮农民索赔，他厂里的保安都可能暴打你一顿甚至反过来扣押你。与其花费人力物力无功而返，甚至惹是生非，还不如另外设法来安抚这些受灾的果农。

原来还想找到厂家来为农民索赔的想法，在目前显然已经难以实行。而本地的这些零售商在不知情的背景下销售过这些假药，本质上说还是你地方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问题。那果农的灾难到底该由谁来埋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