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昆德拉说——所有的比喻都是危险的。譬如我们把某人比喻成红太阳时，很容易就会唤起一种狂热的爱，因为对太阳的膜拜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我小学时代的老师说——所有的比喻都是翘脚的。意思是一个事物需要比喻来说明时，比喻其实是无法周密和准确的。

比喻是一种消极修辞格，但它却具有积极的智慧。它能在瞬间抵达喻体的深处，揭示出一些惊天的秘密。于是，比喻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扫盲的工具，它能使一些懵懂者豁然开朗。

我最近遇见了一些擅于用比喻的高人，他们这样开示我——

二

他说，时代确实在进步，因为，“他们”的说辞在改变。这种改变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一些价值观的认识，以及罪感。

比如——如果我们把自由、权利等，想象成一个白面馒头时，就好理解了。

……

一

早上起来一弯腰，忽然像被高手点穴一般，定住了，腰间巨疼，身体顿时僵在那里。慢慢移步躺下，浑身冷汗，我知道椎间盘终于出事了。

这几乎是多数坐着劳动者的必然下场。

咨询医界的朋友，处方唯一，那便是睡硬板静养。将身段放平，无所事事，这原本是多数人的惬意梦想。于我，即便内心衰朽，但假设如此早早就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其生命之无意义，则与故乡之停尸何异？

我算是喜欢在路上的人，每年几万公里的行程，疲惫之余的兴奋，仿佛生命随里程而得到延展。我曾经在电视中看见那些北极熊的晃晃悠悠，漫无目的显得百无聊赖，却在突然的遭遇中厮杀或者享受——我似乎羡慕这样的生与活。我在诗中这样诠释它们：

白熊行走在雪原上 
为饥饿所驱逐  愤怒地行动
沉默如冬眠的河流

大地啊遗忘伤痛的季节
熊群却难以入梦

跟随风跟随落叶的方向
踏上寻找粮食的路熊群
在冬天格外醒目

……

                                   一

死刑——这两个字，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手就突然开始颤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乱，在虚空中挣扎。我在人世间讲述时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觉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着这两个透着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阴间，才适合此类残酷的讲述。

问题是四九鼎革以来，这一词汇以接近粮食的频率，紧贴我们的生活。每一次死刑的发生，在民间都类似饥饿年代的一道盛宴——我可以在暗夜听见那些欢呼和鼓噪。我们的红色时代也许太缺少白色的盐分，以至于我们的官民都变得如此嗜血。我们不得不依赖咸腥的血，来饮鸩止渴般地维系这早已衰朽的社会。

……

                                     一

畸人，是伟大的庄子为汉语贡献的一个名词。他认为这样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说他们在人世间孤独无匹，却与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见这个词，就想起故乡的莫逆之交老刘。在这个世界，我有幸结交过万千奇人，但是真正能当得起这个“畸人”称名的，似乎非他莫属。

最近的一次还乡，我们又坐到了一起。朋友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写老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刘自己便解释——他说要等我死了才写的，可是我偏生是个老不死的，看来诸位还得等了。

……

时间:2010-08-03 14:38 作者:野夫点击:845次
　　问=程明霞 谭旭峰罗坪

　　答=野夫

　　问：你开始写作《尘世·挽歌》的时候已经44岁，是因为突然有话想说，还是之前很多年都在积累和酝酿？

　　野：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存在心中的，但是之前，命运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可以安静下来写作的条件。

　　此前自己做图书出版——当年的民营书商都不算合法的，我也没有办法写我想写的这些题材，否则公司很容易被借故查偷税漏税。当公权流氓化的时候，人民是惹不起的。

　　问：好像那时的民营书商为了赚钱，都是胡编乱造的书。

　　答：不是我自我标榜，我从进入出版这一行开始，就不做那些乱攒的书，绝对不做烂书。别说胡乱攒的书我不做，即便是学者作家写的书，达不到水平我也是不做的。

……

 十二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杂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

十

台湾的民运历史，远比大陆要漫长。早在国军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了五十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和大陆一样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较而言，具体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严酷。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今日，恐怕都是难以奢望的。

……

 八

……

牛年岁暮，应邀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半官方的会议。是中国与法国关于基层政治治理的一个对话座谈，主持人是于建嵘先生，主办方应该是他所在的社科院的某个所。会议在民主党派的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与会者却很奇特，有中央党校以及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学者，也有网络民间研究学人，还有20年前著名的吴稼祥和陈子明先生，后两位也是紫阳时代的中坚，也算两劳人员吧。这样奇特的阵容开会，于我还是首次，也因此结识了网络上久仰的于建嵘先生。
……

其一

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

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

 

其二

矿强买，房强拆，民意尽可强奸，强国盛世还须避世；

网硬关，言硬禁，人子何妨硬判，硬汉灾年也要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