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新闻业的历史反思--独角兽资讯

对苏联新闻业的历史反思

独角兽资讯发表于 2009-7-24 11:05:00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八十年前发生的这场划时代的革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尽管这个国家在六年前悲剧性地解体了，但是它大个半世纪的存在和发展，曾经给世界历史以巨大的影响，也给进步人类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个国家曾经有过庞大的新闻事业体系，形成过自己的新闻体制模式，这种模式还对一大片国家的新闻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以致人们谈起有关苏联的事情，都要加上一个“前”字（其实这又何必呢？凡是历史上有过的国家或朝代都加一个“前”字，岂非不胜其烦！）但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认真反思和研究一下这个“前苏联”的一切，包括它的新闻事业，实在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两位教授，辛勤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撰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苏联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94年１月出版），对苏联新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在此前后，也有少数其他学者对解体前的苏联新闻体制有过一些评析。但是总的看来，这方面的论着实在太少，即使已有的一些论着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成就和弊病、成长和消亡、经验和教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和研究，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能不说是当今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苏联新闻事业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伟大的十月革命，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宣传鼓动下爆发的。革命胜利之初，这些报刊为团结工农兵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颠覆和侵犯，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后在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它们又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中，苏联新闻事业全力以赴，动员和鼓舞各族人民英勇奋战，保卫祖国，写下了十分光辉的篇章。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新闻事业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结构体系、活动方式，奉行了一种全新的新闻方针和工作作风。我国新闻界对于这些曾经奉为楷模、事事模仿，走过一段“全盘苏化”的弯路。如今很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品评一下，在苏联新闻业的全部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肯定的社会主义新闻业的普遍规律？究竟哪些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对此尽可能作出科学的、恰如其份的评析，以便取其可取该取之处，丰富我们的新闻事业和实践。尤其对于苏联新闻工作者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与人民忧患与共的精神以及高度的敬业精神，我们应该进一步介绍和发扬。对于优秀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名作名篇，我们应该进一步传诵和学习。我们应该把这一切作为世界进步新闻界的精神财富继承了下来，并用以教育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新闻工作者。

　　苏联新闻事业在发展过程中确也存在过不少严重的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是同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失误和问题紧密相关的。苏联新闻事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高度封闭的体制，在这里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报刊，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该真心实意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应该实事求是地传播新闻、宣传真理、反映民意、引导舆论，以便团结广大人民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可是苏联新闻媒介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教训。

　　传播新闻、提供信息，这是新闻媒介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功能。古今中外，即使是政治性报刊，也只能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时事评论和政治宣传。可是在列宁去世后的苏联，新闻媒介的信息功能长期受到漠视和压抑。执政当局一味要求新闻媒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充当自己的传声简，有时甚至运用媒介直接向公众发号施令。至于客观存在的、发生于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是否向公众发布，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政治需要。凡是对现行政策不利的信息，一概秘而不宣。于是苏联公众闭目塞听，事事蒙在鼓里，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也无法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灾人祸都不许见报。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这位50年代当过《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的红人，事后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①从1968年起当过《真理报》20多年副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们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可是，“《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虽然我们笔下写的全是‘营歌燕舞’，但我们心里却极为不安。我们常会感到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容气点说是脱离实际。但是我们却束手无策，只能沉默，同时又忧心忡忡。”连当时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也在私下议论：“总有一天工人阶级要为此而同我们算总帐的。”②可见当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的人，也预感到一味粉饰太平未必真能维持太平，一味掩盖矛盾只会使矛盾愈积愈深，他们的预感后来不幸而言中了。

　　反映民意、提供论坛，这本来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报刊的神圣职责。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党还处于无权状态时，列宁就强调党内应该保持“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③党的报刊在列宁指导下通常辟有‘“论争之页”，作为广大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论坛。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签署的临时性法令中曾经指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在他看来，“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并且“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一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④1918年列宁主持通过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还曾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可是这一切在斯大林执政以后并未贯彻执行。1925年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谈到有人主张党的报刊应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时强调：“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⑤在他看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代表的“党的利益”（？）是注定要凌驾于这种民主之上的。正是在这种专横集权的指导思想之下，他把此后对党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接二连三地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或开除出党，或驱逐出境，或肉体消灭，在他把持的新闻媒介上当然也只剩下了他的“真理”。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波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肃反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遭到逮捕、监禁和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这就更加令人痛惜、促人深思。前面提到的那位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起他曾经试图对党内的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使如此，也是如履薄冰，处境艰难。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我们一切事（指那些批评——引者注）都做得如愿以偿，那么伟大的苏联，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⑥

　　关于苏联新闻事业的问题和弊端，几年前我国新闻界还有过一些评析文章，而今反而少有人谈起了。其实随着研究客体在时间上同我们拉开距离，本应该更加有利于我们客观地理性地来分析它、研究它、而不是相反。

　　值得客观地、理性地分析研究的另一个内容，便是苏联新闻事业的瓦解过程。这真是一个惊心动魄、令人扼腕的过程。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并且大步推出他的改革方针,以后，苏联新闻事业确实有过二、三年的中兴时期。原来那种高度集中、高度封闭的体制模式，逐步有所改变，表现在：（1）在“公开性”的口号下，新闻媒介开始重视客观地反映国内外情况，报道的面拓宽了，信息量增多了，凡是社会关注的国内外重大事件，不论是喜是忧，都能及时报道了。（2）批评稿件增多，来自群众的舆论监督日趋活跃，涉及的范围从人们切身有关的问题逐步扩展到内政外交等方面，被批评者的级别也在提高。（3）自由讨论的做法逐步发展，言论禁区逐步打破，从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都有争鸣。（４）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在增强，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总编辑独立地行使编辑权、管理权，封闭式的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也在改变。随着这些变革，公众接触新闻媒介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报纸的发行量和广播电视的视听率空前提高，几份全国性大报纸期发行量都在1000万份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但是这种报道和言论日趋活跃的过程后来逐步失去控制，全盘否定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言论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日趋混乱。1988年６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正式决定放弃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继而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随着苏共领导层指导思想的这种根本性变化，苏联新闻媒介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言论很快占了上风。与此同时，从极左到极右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和组织蜂拥而起，它们都在办报，都在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苏联新闻业成了一片无政府主义的海洋。至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随着苏共被解散和苏联的解体，苏联新闻事业的历史也就完全画上了句号。

　　纵观这一过程，前期的改革否定了过份集中封闭的陈旧新闻模式，后期的事态发展又否定了趋于中兴的苏联新闻事业，六年多时间走了一段否定之否定的路程，但这不是螺旋向上的“否定之否定”，最终没有完成前进型的革命性的质变。以上只是极为粗略的回顾，实际的发展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那么，这一过程的详细情况怎样？导致苏联新闻改革夭折和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政局演变和媒介演变是怎样互为因果、最终酿成历史悲剧的？这些问题都还需要细细研究和探讨。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新闻界日益关注外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情况，这是完全必要的，只是切莫忘却了原先的苏联和东欧这一大片地区。目前对这一片地区的研究存在不少困难，诸如资料缺乏、人手缺少等等。为此，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措施，增加这方面报刊、图书、资料的进口或交流，希望外事部门或驻外新闻机构重视收集或译介这方面的资料或文献。与此同时，我们更期盼新闻界上下对这种历史反思能有足够的重视。一般地说，研究和总结世界新闻事业的历史经验，是认识和把握人类新闻传播规律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和革新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必要借鉴。而在世界新闻事业中，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理所当然是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在漫长的人类新闻传播史上，无产阶级执政并管理新闻事业的时段，就国外来说，主要是巴黎公社的72天、苏联的74年和东欧的40多年。这三个方面都有过胜利的辉煌，也都有过失败的沉痛。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用几代人的命运、几代人的生死存亡、甘苦荣辱为代价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对各国人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需要认真充分地反思本国新闻业的历史（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也要认真充分地反思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闻业的历史。如果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作认真彻底的总结反思，那又怎能避免重复前人的失误、重蹈历史的覆辙呢？

　　注释：

　　①参见《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张允若编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 页。

　　②《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阿法纳西耶夫着，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167 页。

　　③《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着》，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④《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619、485、506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７卷，第319-320页。

　　⑥同②，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