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波兰斯基
公元十一世纪，第一批犹太人从布拉格和德国来到波兰。三百年后，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邀请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到克拉科夫定居，并向他们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条件。他发现犹太人中有不少出类拔萃之士懂得发展经济，能够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足以同欧洲大都市相媲美的商业中心。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已同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了五百多年，犹太人的数目达到六十万人并完全融入了波兰社会。如果说克拉科夫有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居住区，那么它同真正的犹太区没有相似之处，甚至毫无任何关联。因为，在卡齐米日国王及其继承人的统治下，克拉科夫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享有与当地居民完全相同的权益。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为繁荣这座城市的经济和贸易，同时也为这座城市赢得文化艺术名城这一美誉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克拉科夫有了雅盖沃大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豪华的剧院、美妙的艺术画廊和久负盛名的出版社。
每当提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如此逆来顺受地任人宰杀？他们为什么最初意识不到自己的命运？他们为什么不据理力争、站起来同压迫自己人进行斗争？
犹太人醒悟过迟过慢的主要原因是燔祭的作法在当时还没有兴起。这种作法在后来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是人们之前所无法想象的。紧张气氛的上升是缓慢的，并非一下子就变得那样可怕。德国人一开始设法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怀疑，以达到麻痹人们的目的。德国人还鼓励犹太人增强生存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糟糕。
我当时还认为，只要向德国人解释我们没作任何坏事，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家的命运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最终解决"的最好说明。
我们返回克拉科夫后表面上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
我很快入学了。学校就在科莫罗乌斯基大街的拐角。我对上学不感兴趣。上学就是大家排成行坐着在练习本上写字。我认为自己上学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我注册才几个星期，学校就被禁止接收犹太儿童入学。这正合我意，因为枯燥的学校生活很快会变得无法忍受，如果不是老师偶尔使用一件新鲜教学工具。这件新鲜教学工具是一台幻灯机。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它可以用来在学校大厅里架起的银幕上投射出各种静止的图像。我对老师的讲解充耳不闻，对幻灯机投射出来的影像不屑一顾，只对机器的投影方式怀有浓厚兴趣。我渴望知道幻灯机的原理，我不停地观察机上的透镜和反射镜，还用手挡住光束，中断投影，引起师生们的同声斥责。
我还发现自己擅长绘画。这当然不是儿童习惯性的乱涂乱画，而是带有朦胧的背景、相当讲究的图画。我为家里人画的肖像堪称栩栩如生。我记得曾画过一位头戴钢盔的德国士兵，这幅画具有相当的表现力。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始终画不好大卫星。这个由两个三角形交错在一起的六角星画起来十分复杂。我一直在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我们家全体成员都必须佩戴一个奇特的印有蓝条六角星的白色袖章。人们告诉我，这是犹太人的标志。
我的父母向来不守教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他们都是不可知论者，认为没有必要对孩子进行宗教教育。但是，是犹太人就意味着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具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的权力。
我们必须像战争刚刚爆发时那样再次搬家。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搬家是强制性的。我们没有搬得很远。这次重新安家是顺利的，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搬家是克拉科夫市政府的决定，不是德国人的决定。我们只被允许搬走可以随身携带的物品。如果不是人太多，我们的新住宅和以前的住宅一样宽敞。新住所位于维斯瓦河对岸波乔尔兹广场旁边一栋大楼的底层。这套公寓比我祖母的公寓要大，但是由几户人家合住。祖母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在我们这块克拉科夫"新犹太区"的另一端分到了一间小房间。
父母、姐姐和我在这套呈"L"型的阴暗公寓中占有两个房间。窗外是一座红砖砌成的教堂。周围有不少小商店，我们可以就近购买食品。
这便是把我们犹太人集中起来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自由出入。在和我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不仅有犹太人，还有波兰人。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冬天，父亲没有给我们买圣诞树，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久后的一天，安妮特把我拉到窗前并用手指向窗外。大街中央有不少人正在忙碌，他们围着一排类似路障的东西紧张地工作着。
--他们在干什么？我问。
——修墙。
我恍然大悟。他们修墙试着把我们围住。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沉重，眼泪一涌而出。德国人动真的了，这是第一个证据。泥瓦匠很快赶来，他们用砖头封死了公寓楼一侧的大门和全部窗户，使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广场和教堂。大楼门窗被封死的一面同新修的围墙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在靠雷加乌加大街的一侧另开一扇新门，再修几阶楼梯以便把地下室和阴暗的新门大厅连结起来。这样，一条通向树木茂盛的波乔尔兹广场的安静优美的街道被一堵修有枪眼的砖墙拦腰截住，变成一条死胡同。
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贯穿我们这片新设的犹太区。一排有刺铁丝网横卧在铁轨两边。犹太区内的居民们看着有轨电车来来往往，不时与车内的乘客互相遥望，但他们被禁止走入有轨电车的铁路线以及两边的人行道。为了方便铁路线两端居民人来过往，当局修建了一座小型过天桥。
尽管我们被大墙围住，但是认为恐怖在这一阶段已经笼罩了我们的生活是不确切的。在最初的几个月间，我依旧可以玩耍：在雪里滑雪橇、和小集邮者交换邮票、与同龄的孩子玩各种游戏。
就在这条雷加乌加大街，开始了我的性教育。我和其他顽童一起，走街串巷，寻找每一个旧货和废品。在我们收集到的东西中，经常有一种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的橡胶管状物。这种东西我们是在大楼门前或排水沟里拣到的。我们中间的一个顽童告诉我们，这东西叫避孕套，大人用它可以不生孩子。他解释说，如果想要孩子，男人就得把他的阴茎插入女人的体内。我的心情异常紧张，思维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个革命性的理论上。难道这是生孩子的唯一方法吗？是否有一个别的更加适宜的方法？大人们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孩子是白鹳送来的。
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小伙伴们的话。我反驳说，我家那套公寓里有一个房间住着一位单身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个婴儿。难道这孩子不是白鹳送来的吗？小伙伴们开始半信半疑了。
几天后，还是和这群顽童一块儿，我又提起了这件事。我当时灵机一动，对他们说，一旦插入女人体内，男人是要活动的，要前后活动。聪明人，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我的话让他们大笑不止。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我们这个犹太区就像一座城中之城，尽管几处临时出入口岗哨密布，令人心惊胆寒。在这里人们忙于洽谈生意、恋爱结婚、走亲访友。除自己的犹太警察局、地方行政管理局、卫生机构和职业介绍所以外，犹太区还为拥有一个小餐馆和一个破旧的夜总会而自豪。夜总会里有一个以手风琴为主的乐队，人们在乐队的伴奏下狂喝纵饮。我父亲的两个朋友，罗斯耐兄弟，是这个乐队的成员。夜总会的墙上，有一幅壁画，上面画着一个身穿传统礼服的虔敬派犹太人正在接受波兰警察的搜查，因为他长长的黑色男礼服燕尾下面露出一只鹅头，他正试图把这只鹅偷偷带入犹太区。一天，罗斯耐兄弟的侄子里夏尔·奥罗维茨过三岁生日，我应邀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庆祝活动。服务员给我们送来蛋糕和巧克力饮料。顽固、任性的小里夏尔拒绝喝下自己的生日可可茶。
这几个星期显得相当平静，但仍有几分紧张。我父亲珍爱的打字机被没收了。围墙建起后不久，所有犹太家庭被要求将家里全部的毛皮衣物统统上缴。人们排成长龙依次把自己的毛皮衣物交给当局。母亲交出了狐狸围脖，祖母交出了毛皮衣领。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楼梯上有人喊叫。我们急忙熄灯。父亲悄悄走出房门，到外面查看动静。他踮着脚尖走回房间，告诉我们德国人闯进了这栋大楼。父亲还亲眼看到几个德国人在楼梯上揪住一个女人的头发。我们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漆黑的房间只剩下壁炉里的一点火光。我用沾上唾液的手指，机械地在墙上画了一个"卐"。父亲极为愤怒，赶忙起身擦掉了。
父母亲总是不停地劝我去看望祖母。但是很遗憾，我和祖母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前了，她提出的问题使我厌倦。对父母的情况，她总是刨根问底。他们一切都好吗？他们吵架吗？她对父母的情况好奇，可能是出于热心的关怀，但我认为这纯属废话。我已不再是她宠爱的孩子。我只有一个急切的愿望--祖母尽快问完那些枯燥乏味的问题，我号去找我平生第一个自己结识的真心朋友。
巴维尔是我们的邻居，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他约莫十二岁，是个没有母亲的孤儿，现在和养父一起生活。养父不喜欢他，经常打他，还让他白天照看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巴维尔家务负担繁重，我不能整天和他玩耍。我知道他的生活是悲惨的、可怕的，就如同我在儿童读物中所了解到的一样。但巴维尔是坚强不屈的。他长着褐色头发，个子比同龄人要高，英俊的脸蛋儿显得生机勃勃。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的大脑可以储存和输入无数的信息。
巴维尔给我带来了欢乐。他是我第一个朋友。认识他是对我由于恐惧而越来越闭塞和痛苦的生活的第一个补偿。与一个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建立这种亲密关系，对我来说犹如一种认识上和感情上的觉醒。我总是渴望得到各种真正的实际知识，而巴维尔能够解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的解答决不像大人们为了摆脱你而敷衍以对，最后使你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他对电的特性、对内燃机的工作程序甚至对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原理都作了科学的解答。他用两个漆包线线圈和一个振子制成一个电铃，非常成功。我们俩人还在一起作了一个用电池供电的小发动机。我喜欢画各种奇形怪状的飞机，而他却耐心地给我解释这些飞机永远不可能飞起来，并给我大讲一番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空气动力学基础理论。今天，当我看到预警飞机或航天飞机这样奇形怪状的飞行物时，真想对巴维尔说："你看，老伙计，这些怪里怪气的飞机不是照样可以飞吗？"
当我从祖母家出来急匆匆去找巴维尔时，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街上的人们惊慌失措，如鸟兽散。我很快明白这条大街为什么这样快地变得空无一人。原来德国大兵正在搜捕妇女。我非但没有跟着跑开，反而感到自己像被钉在了地上，说什么也要看个究竟。
一位老妇落在被抓的妇女队伍后面，跟不上前进的速度，一名年轻英俊的德国军官推了老妇一把，试图让她跟上队伍。老妇摔倒在地，她流着唾液呻吟着，操着意第绪语乞求这名军官。军官突然拿出手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鲜血从老妇的后背上流了出来。我慌忙跑向最近的一栋大楼躲了起来。我在楼内木质楼梯下面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房间里缩成一团，神情呆滞地藏了几个小时。
我从此养成了一个怪癖。我两手总是紧握成拳头，在指甲的压力下，两个手心结出一层老茧。后来的一天早晨，当我醒来，发现自己尿床了。我没有任何办法来掩饰这场灾难。大人们粗暴地责怪我。但第二天，同样的灾难又发生了。在以后的每天夜里，我天天尿床，而且相当有规律，叫人无可奈何。我一睡着便梦见自己尿床，我马上醒来，发现这场噩梦已经变成可怕的现实。
我们被禁止储存食物。有人通知我们，说德国人将马上搜查犹太区。不巧母亲刚刚烤完一炉饼干。这炉饼干顿时成为我们全家争论的主题。母亲主张把饼干碾成细末，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最后还是父亲说服了母亲，把饼干藏进了衣柜顶上的帽盒里。
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我家。他头戴高高的大沿帽，脚穿油黑发亮的长统马靴，身边还跟着一名德国士兵和一名犹太区地方行政管理局的官员。这位德国军官先用德文和母亲说了几句，然后与母亲一起进厨房进行检查。我和父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德国军官回到房间，母亲跟在他的身后。我们还以为搜查已经结束，但谁知德国军官不慌不忙，脸上露着狞笑，像猛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用脚踢起我的毛绒玩具熊，然后用手接住，环视着房间四周。突然，他用马鞭把衣柜顶上的帽盒抽了下来。他拣起帽盒，把它打开，把饼干洒了一地。
德国军官笑出了声。他用德文大喊大骂，最后，丢下我的小熊扬长而去。事情虽然结束了，但我从未见过母亲事后动如此大的肝火。"我跟你说了，我们就应该扔掉这些饼干！"母亲对父亲吼道，"为了你的饼干，我差点儿送命！"
有一次母亲揍我，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有史以来母亲只揍过我这一次，而且揍得非常厉害。她举着手向我扑来。我至今依然确信，母亲当时狠心动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想到当时犹太区内令人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由于气氛紧张，父母亲经常吵架。他们之间的房事曾一度相当频繁，我当时不懂，但母亲后来确实怀孕了，这更增添了母亲的紧张和不安。令我感到害怕的，是父母从此分床而居了。这件事比其他任何恐惧都更死死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夜间小便失禁的一个原因。
犹太区的一部分围墙是一排有刺铁丝网。站在路边的一块高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在波乔尔兹广场为克拉科夫市民放映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在放映的影片中，有新闻片和宣传片。这些影片展示了德国国防军滚滚而来的装甲车或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阅兵兵的场面。放映这些影片目的在于向波兰人显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不时地，在放映中断或场间休息时，银幕上打出一句标语："犹太人＝虱子＝斑疹伤寒！"我们站在铁丝网后面。铁丝网上露出一排苍白的圆脸，大家抬着头观看这些可怕的影片。对于犹太区外面的人来说，我们这排圆脸似乎构成了一幅特别的景观。我把我收集到的很大一部分邮票付给一个拥有一台玩具放映机的小朋友。他用这台机器在一块肮脏的破白布上给我放映了早期无声片已经发黄的片断。就这样，我在一块抹布上看到了卢米埃尔的《工厂大门》。
在犹太区没有被砖墙而只被铁丝网围住的那一边，有一块起伏不平的空地，空地上还有几处石头高坡。在这场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就在这块空地上滑雪橇。也就是在这里，我养成了背着父母偷偷跑出犹太区的习惯。
这确实可以让人增长见识。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不同的、完整的世界。那里有有轨电车，人们仍过着正常的生活，一切都似乎更加明媚、灿烂、繁荣，节奏也更快。我第一次看到犹太区围墙的外侧，它与围墙内侧完全不同：内侧是用砖头砌成的，但外侧有一层装饰性的粗涂的灰泥和一排具有东方风格的水泥枪眼。
我第一次外出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我有两个小同伴，一个与我同龄，另一个比我小得多。我们问那个比我们小的同伴，如果有人问他住址，他应该如何回答。
--我会说我住在雷加乌加大街十号。
我们不再问了。把他送回犹太区后，我们向事先确定的目标走去。这是一家专卖集邮邮票的小商店，离教堂不算太远。在犹太区的围墙建起之前，我就知道这家商店并在那里用零用钱买过邮票。柜台后面的女售货员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孩子，你们是从犹太区出来的吧？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
我假装不懂她的话。但后来我再也不去这家商店了。一跑出犹太区，我就有一种历险的感觉；而买邮票那件事使我懂得跑出犹太区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有在穿越铁丝网返回犹太区后，我才有一种完整的安全感。
父亲已经为我在他和母亲双双被捕后的生活作了安排。父亲在他城里众多的朋友和相识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对夫妇。男主人姓维尔克，他们准备随时为我提供帮助。我虽然不能住在他们那里，但他们答应为我找到一户愿意接收我的人家。我有幸长得不像犹太人，这是说服维尔克夫妇同意帮助我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就是钱。刚搬入犹太区，人们还可以自由出入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集资了。这种集资使父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卖掉了家里全部首饰并取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
我最小的叔叔斯特芬娶了一位漂亮姑娘。这位姑娘叫玛利亚，她因具有雅利安人的特征而使自己获得了一张假身份证并被认作波兰人，允许居住在犹太区之外。我知道她曾收买过犹太区的门卫，因为有一天她成功地进入犹太区探望自己年轻的丈夫。她利用在犹太区逗留的时间，教我如何划十字、如何像天主教徒那样虔诚地祈祷。这些是在我一旦需要单独应付局面时的又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我第一次去维尔克夫妇家，是母亲陪着去的。这段时期，母亲在犹太区外为德国人工作。她在已经变成驻波德军总司令部的瓦维尔城堡当女佣，因此有了一张可以随便出入犹太区的通行证。母亲陪我去维尔克夫妇家的目的是带我认路，一旦他们找到一户愿意接收我的人家，我便可以独自一人前往。
到维尔克夫妇家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犹太区内总有各种结局。其中一个传闻说德国人将马上进行大规模逮捕，以便把所有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维尔克夫妇这时已经找到一户愿意接收我的人家，他们开价每月两百兹罗提。这户人家住在郊区，几乎接近农村。我一直搞不清这户人家姓什么，但男主人是个制桶匠，每天在院子里锻造桶箍。我在这家度过的夜晚充满噩梦，这不仅因为住在陌生人家，还因为我害怕半夜尿床。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在晚上极力逼着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可幸的是，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几天后，维尔克先生就来接我了。女主人提出我不能在他们再住下去了，因为邻居们已经有所察觉。我非常高兴又能够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又能够得到我自认为在犹太区内固有的安全。但是预付的两千兹罗提从未退还我们，除了那两只装满我衣服的小手提箱外，他们没还任何东西。
我回来后不久，当局另分给我们家一套位于有轨电车线路另一端的住所。这个住所离祖母住的小房间不远。德国人把剩下的犹太人集中在一个更小的地区。渐渐地，这个小地区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这样，雷加乌加大街变成了这个缩小的犹太区外部的马路。德国人甚至连围墙也不修了，他们干脆在这个小犹太区外围架起一道有刺铁丝网。巴维尔不见了，他和第一批被捕者一起被关进集中营。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
我们的新住所是一套宽敞而又过时的公寓套间，有高高的屋顶。我们与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斯德芳合住其中的一间。斯德芳的父亲是建筑工程师，我们两家很快建立了友谊。一个浑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老头儿与一条与他气味相同的狗住在另外一间房里。姐姐睡在隔壁的房间，一个衣柜把她与主人隔开。
斯德芳约莫四五岁，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和一张过于严肃的小脸蛋。他拥有一整套玩具小汽车，他曾告诉我长大后要当一名赛车手或汽车驾驶员。他说过好多类似的话，显得有趣又讨人喜爱。我们几乎时时刻刻在一起，他与我的关系就如同我与巴维尔的关系一样，他总是渴望着从我这里获取知识。
我们搬到这里不久，父亲获悉一场新的逮捕就要开始了。母亲利用她的通行证把我送到维尔克夫妇家。但是后来，来接我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父亲在城里的一家工厂当炼钢工人，那天他塞给工头一些钱，提前下了班。他摘掉袖章回到犹太区。当维尔克太太在大街上把我交给父亲时，父亲紧紧地搂住我，长时间地吻我，他流露出来的感情使我惊讶不已。
我们在穿过波乔尔兹大桥准备返回犹太区时，父亲已哭成泪人而不能自制。过了许久，他终于说：
--他们抓走了你的母亲。
--别哭，有人在看着我们。
我担心他的眼泪会引起人们对这我们两个擅自在犹太区外面活动的犹太人的注意。父亲成功地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在离犹太区门口不远的地方，我们混入一群下班的工人中间走进了。
母亲被抓走使我比失去巴维尔更为痛苦。但我坚信母亲一定会和我们重新相聚的。目前我们迫切想知道母亲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她是否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肥皂？她何时给我们来信？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德国人已经有了毒气室。
斯德芳的父母也被送入了集中营。我父亲负责照管斯德芳。尽管有着各自的悲伤，但我们依然继续玩耍。在被送入集中营的犹太人丢弃的物品中，德国人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连玩具都变得少见了。在我们已经超员的公寓住宅的共用洗澡间里，墙根处堆放着各类书籍、手提箱、家庭像册等杂物。在这些值得纪念的物品当中，有一块带轮子的滑板。我拿着这块滑板在马路上滑行。一位太太认出这块滑板，拦路把我截住。
--这块滑板不是你的！
她严厉地对我说。说完，她要我把滑板放回原处。
我心里想，以后这块滑板就是我的了。但我没敢当她面说出这句话。
德国人将要进行大逮捕的消息又重新流传开来。我又一次被送入维尔克夫妇家。但是没过一两天，我偷偷溜了出来。不管德国人是否进行逮捕，我要和父亲在一起。
我来到犹太区门口，要求进去。站岗的波兰警察给我作个手势，示意我离开；但当我告诉他我就住在这里时，他便让我进去了。
这天烈日当空，天气炎热，街上静无一人。整个犹太区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两名持枪的纳粹德国党卫队队员在离铁丝网不远的地方默默地走来走去。这种宁静显示出某种威胁。我感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发生了。穿过臭味难闻的门厅，我跑进自己家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
我焦急不安地在附近到处寻找，试图找到父亲。祖母的小房间也空着，里面被翻得杂乱无章。位于街角的文具店是另外一个可能找到父亲的地方，但里面同样空空荡荡，大门毫无遮拦地敞开着。店里井井有条，就像店主，一位我父亲的朋友，刚走出店门去呼吸新鲜空气一样。我不顾整箱的颜料、铅笔和其他在我眼皮底下的宝贝，走向收款台。如果钱箱里还有钱，说明店主有可能回来。但钱箱已经空了。
我慌了。所有我认识的人都不见了。无论如何我要找到人，哪怕是陌生人。寂静是无法忍受的。
我在街上看到的第一批人正在波兰警察严密的看守之下。一些住宅仍在接受搜查。我听到一阵阵有节奏的大皮靴敲击地板的声音，和一句句声嘶力竭的德国话。
--我该怎么办？
我问离我最近的一个大人。
他问我住在哪里。
--在那儿。出什么事了？
另外一个大人走了过来。
--快溜走。这是为你好，快离开这里。
不。我想只要呆在这里，就一定会找到父亲。
一位纳粹德国党卫队军官走了过来。他具有肥胖的小学校长的风度，手里拿着一沓材料。几个被捕的犹太人乞求他，他却不予理睬。这些人的情况都在他的材料中。他下令把我们带到犹太区大门附近的兹格迪广场上。我们在广场上与聚集在那里被即将送入集中营的犹太人汇合了。在这些人中有的晃动着胳臂站着，有的蹲着，一些人躺着，还有些人在哭泣。他们被集中在这里已有两天了。这是所有大逮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挤进重重的人群，遇到独自一人盲目瞎窜的小斯德芳。我非常高兴能找到他，可他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在哪里，无法提供关于他的任何准确情况。我和斯德芳一起继续寻找。我们左看右看，向陌生人上下打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德国人抓人进集中营规模如此之大使我惶惶不安，就像我也被投入了集中营一样。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来到这里是愚蠢的。我们必须立即离开。斯德芳金黄色的头发和他那张小脸蛋，也许会有助于我们逃离。
一位纳粹德国党卫队高级军官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挂斗里匆匆赶来。他站在一群聚精会神的部下中间，开始下达命令。斯德芳会说几句德文，我把我的逃离计划告诉了他。我让他重复一遍我交待给他作的事：找到这位德国军官，请求他允许我们回家取一些食物，然后我们马上回来；如果德国军官同意，我们就设法越过铁丝网。
关键时刻斯德芳犹豫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岗哨，一位年轻的波兰警察站在那里。在这群即将被送入集中营的人周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位波兰警察站岗。我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位波兰警察大概看出了我的意图，但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不露声色地点点头，示意我们可以出去。我们拔腿就跑。
--不要跑，慢慢走。
波兰警察喊道。
我们照他说的作了。
逃离犹太区的路我是熟悉的：先要穿过一个大院，沿小路向前走，然后上一条相邻的大街，最后再拐进另一条马路。我们终于来到犹太区的边界--一排把犹太区与克拉科夫市区分开的有刺铁丝网。我找到铁丝网下面我经常穿越的洞口，这里是岗哨看不见的死角。
--快过。
我对斯德芳说。
我已经习惯在铁丝网下面匍匐前进，但小斯德芳又一次胆怯了。
--赶快过呀！
我催道。
最后，我不得不第一个爬过铁丝网并在外面等他。谁知这个该死的斯德芳动作竟如此迟缓。他趴在地上，终于从窄小的洞口里钻了过来！我们双双来到铁丝网的外边。这一切如同作梦一样。我们两个慢慢走着，不知不觉离犹太区越来越远了。我们一言不发，互相不看一眼。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令人宽慰的有轨电车轰隆隆的响声。我们的目光终于对在一起：我们成功了。
我们直接来到维尔克夫妇家。他们的反应令人失望。
--怎么！现在来了两个犹太孩子！
维尔克太太一见到我们便说。
不过，看到斯德芳长得如此可爱，她很快压住了心头的怒火。
这场大逮捕结束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犹太区。我终于在犹太区内找到了父亲。他被安排住在祖母的小房间。祖母和姐姐安妮特被逮走了。从此，父亲、我和斯德芳三人挤在祖母的房间里。
这是克拉科夫犹太区最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孩子被送入一个半工厂半孤儿院的地方干活。我们每天可以免费就餐一顿并上课一至两个小时。其他时间我们就制作纸口袋。我们长时间不停地把一张张包装纸折叠起来然后用胶水粘上。斯德芳与我一同干活。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小的孩子来说，活儿确实太苦，时间确实太长了。他作的纸袋多数是畸形的，而且胶水抹得一塌糊涂，但他从来没有落过泪。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是犹太区惨遭特大清洗的日子。父亲在天亮之前把我叫醒，他把我领到兹格迪广场。这是一个监视系统观察不到的地方，因为这儿正好位于纳粹德国党卫队哨兵岗楼的后面。父亲用钳子剪断铁丝网，他使劲拥抱了我，然后让我最后一次逃出了犹太区。斯德芳仍然和其他孩子一起干活，没有人愿意接收他。
但是，我来到维尔克夫妇家时发现房门紧闭，里面没有任何人。我在附近转了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回去找父亲的借口，便高兴地上路向犹太区走去。
在波乔尔兹大桥前面，我发现一长队被逮捕的男人，他们在手持冲锋枪的德国人押送下缓缓前进。这是犹太区里的最后一批人，我父亲也在其中。
父亲起先没有看见我。我碎步小跑，试图能与父亲并排前进。这支凄惨的队伍非常引人注目。无数行人停下脚步或者转过身来争相观看。我始终与父亲并排走着，试图吸引他的目光。
父亲终于发现了我。
我用手作了一个大门紧紧关闭的动作向他表示我目前的处境。
父亲在队伍中难友们心照不宣的协助下，与他们对调了位置，从前排换到后排，以便远离押送他们的德国人而离我更近。父亲歪着嘴，轻声对我说：
——离开这里！
我惊呆了，站在地上，一动不动。目送他们远去之后，我转身上路，再也无心回头张望了。
本文摘自：《波兰斯基回忆录》 作者：波兰斯基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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