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政府偷卖地，新建小区面临拆迁”。该事件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是一地两卖，政府已经把7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业主，却能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再度出让给开发公司。这分明是对业主期限产权的赤裸裸的侵犯。
此一事件让我想起1929年胡适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批判。北伐结束不久，宪法尚未出台，国民政府临时下达一则人权保障令：“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对此，胡适不客气地指出：“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胡适当年的痛苦，恰恰就是我们今天的痛苦。今天，以土地拆迁为例，侵害民众财产的，毫无例外，都是“种种政府机关”，正如这次侵犯市民土地使用权的是扬州市国土资源局。
胡适痛苦之余，吁告政府赶快制宪，最低限度也要抓紧制定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毕竟历代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个人或团体侵害人权，这样还可以向作为第三者的政府告诉。最可怕的是政府自己侵犯民众权利，这时民众往往哭诉无门。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被逼造反，就是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以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胡适不是一个革命者，所以他以舆论的力量逼迫政府从速制宪。今天，我们的宪法已经有了，并且镌刻在每个业主手上的“土地使用权证”上。比如扬州这两个小区居民的土地证上，都非常清楚地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为保护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对土地使用权人申请登记的本证所列土地权利，经审查核实，准予登记，颁发此证。”落款是扬州市人民政府。可是该政府自打耳光，不过数年之间，便把已经不属于自己支配的土地高价转让。这种作法直接触犯了由它自己上述列出的一系列法律，当然首先是宪法。
没有宪法，我们要求宪法；有了宪法，我们要求落实宪法。落实宪法即行宪，它的意思是政府行政不能与宪法相违。但，这正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各地政府的常态性违宪，大家已经见惯不惊。殊不知危机正在其中发酵，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的爆发。这次扬州市属下的国土机关胆子也够大，如果不是媒体报道让此事叫停；拆迁一意推行，两个小区的居民同时面临生存的威胁，很难说不爆发规模性的群体事件。我不知道，这些官员卖地时是否虑及这一点，还是以为这一点无足虑之。但，今天，必要在宪法高度上强调这一点：触犯宪法的行政就是暴政，它最容易导致社会群体事件发生。如果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能够自觉约束在宪法框架内，可以肯定，各地群体事件将会减至最低。
一笔20多亿的土地出让生意，置宪法于不顾，却用大词掩盖私利。该局某处长宣称土地二次出让，“从政府来讲，以社会效益为主”。以为抬出社会效益就能掩人耳目，真是高抬了自己的智商。借用当年哈耶克称赞过的一句表述，这里的“社会效益”不过是权力所进行的“语义学欺诈”。什么叫社会，社会不是实体，而是由你我他构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像一张网，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外在于它。可是，该官员以社会效益为名侵权，无异于把这两个小区的居民逐出社会之外。他们本身就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社会效益怎么就不顾及他们，而且还要损害他们的利益。
“社会效益”的语义学欺诈，在抽象肯定社会利益的同时，却否定社会中的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然而，社会的实体构成就是这些个体或群体，否则社会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因此，在利益上伤害任何群体或个体，都是在伤害社会。二次土地出让，不仅是对这两个小区居民的侵害，本身也是对社会的侵害。可是当权者居然说是为了社会效益，从这20亿可以进入政府腰包来看，原来在官员眼中，政府效益就是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