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伊春警察不但抓记者，而且毫不避讳：“抓的就是记者”。当记者群起抗议时，该市宣传部长却声称“这是误会”。因为规定殡仪馆不许采访，还没来得及通知记者，所以造成误会。且不说不许采访和抓分明是两回事，岂能混淆到一起。而且就这一公共事件言，谁有规定不许采访的权力。为堵一个漏洞而带出一个更大的漏洞，该部长是老实人，他等于不打自招地供认了此一事件中地方权力对公共信息的封堵。谁破封堵就抓谁，这才是记者被抓的真缘由。至于那位指挥扣押记者的公安某副局长更丑陋，他这样向记者道歉：“我刑警出身，是个粗人，希望文化素质较高的记者们能够理解。”这话听来好像干刑警这一行的不过是没文化的粗人而已。你说是就是吧，但这不是你违法拘禁记者的理由。何况这种道歉是把对新闻自由的粗暴干涉变成了一场私人纠纷，别说记者难以接受，我等局外人也一眼看穿该道歉的皮里阳秋和虚与委蛇。

　　伊春事件不是第一起，更不会是最后一起。因为抓了记者不过是道歉，上下嘴唇碰一下而已。什么惩处都没有，违法成本太低。新闻自由首先就体现在记者的采访自由上，拘禁记者就是侵害新闻自由。这不是道歉问题，至少予以处罚性追究。一定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抓记者之风才能逐步遏制。

二

　　 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进京抓捕作家谢朝平，自然引起媒体声讨。根据本土生活经验，人人都能看出，这不是非法经营的问题，问题在以言治罪。似乎应该这样评论渭南官方或警方的“聪明”：一则为该作者和该书作了次很好的广告，二则表明该书确实触及了自己的痛处，三则使自己也扬了名，有幸成为舆论箭垛。

　　这里的非法经营，首先是指该书为非法出版；如果出版品非法，经营也就成了非法。可是，为什么会有非法出版品？如果按照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就不会有非法出版这一说。但，国务院颁发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这个行政条令其实经不起宪法推敲。因为任何出版品如果不经过权力手续的审批，即为非法。可是，宪法既然保障公民出版自由，行政又有什么权力去审批言论的自由表达呢？谢作家的书正是因为出版它的该期增刊没有履行报批手续，所以给渭南警方提供了非法的理由。但，如果从宪法角度，作家只是被非法，真正非法的是警方。捕人行为无视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因而它之所“非”，不是别的，是宪法。

三

 　　知道湖北省长的名字源于今年两会期间的“录音笔事件”，因此，看到该省长谈雅量的文字先笑出声来：实在很反讽。雅量好不好，好；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雅量固然好，但，心情好时一脸带笑有雅量，心情不好夺你录音笔怎么办。因此，雅量是靠不住的，其道理正在于权力靠不住。说它不重要，是因为有比它更重要的对象，这就是制度。梁启超有过一篇专门谈制度的文章，说“制必与权力相缘”。它不仅与权力相缘，而且在现代法治社会，制即制约，它的制约对象，首先就是权力。如果一个制度能够有效制约权力，权力没有雅量也无妨，它能怎么着。

　　即使谈雅量，我们需要建构的，也不是个人雅量，而是制度雅量。这里的雅量即宽容，美国一位学者说：宽容是观念和行为上的彼此不同者建立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这里的共同体不妨就是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从制度上说，共和就是宽容，它的含义主要不在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团结一致，而在他们能够求同存异，甚至关键是存异。因为这里所“共”之“和”是“和而不同”的和。因此，在共和制度下必得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存在，并且彼此容忍（此容忍和权力的雅量毫无关系）。如果我们对雅量的诉求不在制度而在握有权力的人，那么我们面临的将是更多被夺录音笔的不雅量，而且连道歉都没有。

四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实就是对民间的榨取。然而，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却声称：“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某种意义上讲，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原来一些舆论倾销的“中国模式”就是土地财政模式，这分明是一种人权负增长的模式。它所谓的核心竞争岂不就是政府权益与民间权益的竞争，而后者在它面前又毫无竞争力。因此，地价暴房价，那神人共愤的高房价就像当年未必不是虚构的“羊吃人”一样，变成了今天实实在在的“房吃人”。政府当然赚的钵满盆满，可是民间底层无以对付吃人的房价，只好放弃地上，鼹鼠一般钻入地下。郑州那位退休矿工为妻女挖掘地下标间的报道极具标本意义，一辈子下来，就是买不起一座房。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这位矿工（当然不止他一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高速发展的另一面是地下标间，这幅现实图景也太诡异。尝到了发土地财的甜头，当然不愿缩回舌头。放弃土地财政等于自毁长城，我不知道这种表述在权力那里有多大共识。我感觉到的危险是，当民众的居住民生往地下发展时，那掏空了地基的长城是否会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