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认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守法讲理，强制拆迁就必须保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少数人不守法、不讲理，在拆迁补偿安置问题上漫天要价、胡搅蛮缠。”且不说拆迁户如果有“漫天要价”的本事，政府岂不更有“就地还钱”的本领。问题在于，拆迁人居然要求拆迁户守法讲理，这本身应该是拆迁户对拆迁人的要求。如果我是一个拆迁户，是你要拆我的房，是你要占我的地，一切主动都是你，而我是被动接受我本不情愿接受的命运。此刻，你还要我守法，请问，我该守什么法，哪一条哪一款，你能否具体告诉我。很显然，拆迁户面对拆迁无法可守，正如同他们面对强权时往往无理可讲。我不知道这位刘姓官员是否懂法，然而在拆迁这个场合要求拆迁户守法，恰恰适用错了法律对象。即使拆迁户漫天要价，也是它的权利，你可以不满足（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市场性质的博弈），却不能说它不守法。这时，如果谈法，唯一适用的对象，是也只能是作为施行拆迁行为的权力方。因为法最终是保障权利的，而拆迁往往导致权利受损；因此，权力在拆迁时必须依法拆迁，不能胡作非为，更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如土地财政和包括GDP在内的政绩等）而不择手段。

　　法的错置，并非仅仅发生在刘姓官员身上。比如去年为抗议拆迁而自焚的唐福珍，就被当地官员指为“暴力抗法”。法成了一些官员的口头禅，在我写过的评论中，湖北一农民因强制征地而上访，不但挨打，而且被当地权力部门软禁，软禁的理由是：“帮助他法制学习”。 湖北一位妇女开餐馆被无故罚款，上访无望，当着官员的面喝农药自杀。事发之后，县政府却告诫她“要依法维权……。”法治社会强调依法治国，于是各地蜂拥而起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更有一位级别很高的官方学者如此解释法治，说它是“强调政府管制的有效性”(这岂非是说“权力即法”)。于是就不难理解刘姓官员的意思：拆迁户不按权力的要求拆迁即为不守法，如有唐福珍那样的抵抗更是暴力抗法。可是，这样的法或法治，是先秦时代法家统治民众的那一套，和现代政治文明正相抵牾。在法治错舛的意义上，官员越是法不离口，便越是权不离手，而且已然到没有限制。

　　刘姓官员保留强拆的另一理由是公共利益。他说：从法理上看，征收本身就具有强制性。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被征收对象的所有权人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固然重要，但它往往成为权力拆迁的名头，而且什么是公共利益，解释权又完全掌控在权力手里。如果桥梁公路机场之类的修筑是公共利益，给开发商腾地赚钱也是公共利益吗。最近江苏常熟某小区的拆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拆迁一个不到十年的小区，是为了打造该市未来的“休闲商务区”。当地官方声称其“法律依据是公共利益”，一位官员面对央视采访时亦明白表示商业开发也是公共利益。如果商业赚钱的需要也是公共利益，那么还有什么不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界定其实是相对明确的，如果不明确，也可以发动讨论而明确。但公共利益只是由权力单边说了算，那么，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公共利益往往会沦为权力意志的马甲。

　　何况，即使是公共利益就一定要私人利益作牺牲吗。拆迁的困难往往是补偿谈不拢，到手的拆迁款经常在当地和周边买房不够，尤其是小区拆迁。拆迁本身已经是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让步，补偿款偏高本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公共利益说到底也不过是私人利益的集合，它最终可以换算为更多人可以享用的私人利益。无论机场道路桥梁无不如是，即使常熟那个休闲商务区，亦是让大于或多于那个小区的人在这里赚钱或休憩。既如此，权力为什么要亏待那些为他人腾地方的人呢。如果公共利益可以化解到私人头上，让拆迁户这一部分的私人利益为其牺牲，其实是大部分人对少部分人的不公平。利益公正不能以多凌寡，这是浅显的道理。所以，不要一提公共利益就理直气壮，一谈私人利益就低声下气。没有私人利益哪来公共利益。至于刘姓官员谈公共利益时语词如此强硬，在我看来，正如他既未通法，也未通解什么是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