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上映,引来对孔子的热议。朋友应约写过评论,电话聊及时,彼此有差异。于是建议我看电影,也写下自己的看法。不过,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论语》可以读,电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确把以前翻过的《论语》通读一过,所谓“读新书不如温旧业”,尽管未必常温。半年过去,我犹记当时读书的感觉,如借用太史公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朋友电话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代帝王总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释,我很认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即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当然,如果细绎,孔子本人“人本”倾向大于“民本”,孔子更关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当然不是后来蒋中正意义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并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为,历代帝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
也许,这就是孔门不幸。到了20世纪,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个世纪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专制联系起来:“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孔教不但为旧政治背黑锅,而且“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在新文化那里,儒学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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