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起，人大启用电子表决器，用以取代表决时的举手。于是，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张桌面上，都安装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是绿色，反对是红色，弃权是黄色。这次两会，有代表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表决器加个盖。该提案在微博公布后，“网络争论激烈”，“有网友认为加盖子会是一种悲哀，投票无需隐晦”，“也有网友认为……加个盖子看似后退，其实是一种进步”。

两种议论都很有意思。持进步说的网友为什么会认为“看似倒退”呢？无记名投票发源于澳大利亚而流行于全世界，已经成为选举式民主的表决公例。但，红绿灯闪烁的无记名，其实是有记名，只有加上盖子，无记名才名实合一。这是一件耽误了二十年的事，岂有不做之理，所谓倒退是未解其意。至于悲哀说，更不知从何说起，看来它还不理解无记名投票的真实含义。

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发言人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协话语权的定义不只是发言权”，读到这里，我不禁打量“话语权”三个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权呢？在汉语环境中，“权”这个词可以走往两个方向，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权力。这两个词音读相同，但含义相反，表述时很容易混淆。比较之下，英语便不存在这个问题，权利和权力，能指截然不同，前者为right，后者是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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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事餐饮业的全国政协委员将在两会期间提交这样一份议案：关闭所有社会网吧，由政府出面办公共网吧。因为网吧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了社会顽疾，针对顽疾，就应该下猛药。

这药够猛，猛就猛在按照这位委员的思路，只要社会一有问题就用政府取代，结果，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只有政府，没有社会。不过，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奇怪，甚至很多国民还很适应，因为长期以来，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大家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这个提案，不过是要我们回到那种状态和那个时代而已，尽管只是从网吧开始。

政府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形态，就它们的发生关系看，是先有社会，后有政府。社会与人类同时产生，那时还没有政府的影子。人类中的每一个体，既是独立的，又是社会的，后者指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之间的彼此依赖性。这种依赖性甚至在进化过程中就很明显，正如一位哲学家曾经打趣地说：一只猴子变不成人，一群猴子才能变成人。人是成群的，这就是它的社会性，社会由此成为人的存在空间。但，因为利益等各种原由，这个空间中的人又是彼此冲突的，也就是说，社会从它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来没有消停过。如此状况，需要一个政府来化解冲突、维持秩序，于是政府应运而生。

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年初，清廷有这样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因此，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两颗人头十万两，梁启超头上就有五万。然而这价值五万两的梁氏脑袋，此刻正在勾画五年后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

电影《孔子》上映，引发人们对孔子的评议。从我写的两篇文章看（《社稷亦为民而立》、《就<社稷亦为民而立>答南都网友》），舆论对孔子的评论基本是负面的，甚至连带作为写作者的我也赢得骂声一片。我坚持这样一个判断，如此大面积的反孔，是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所以我那两篇文字与其是为孔儒辩诬，毋宁是要楬橥新文化运动的偏差。这个偏差百年流贯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它全面颠覆了前此于它的数千年的“大传统”。由于它顶戴了一个“现代”的名头，它所批判的对象自然就是腐朽落后，以致今天的我如果要为那种传统说话（哪怕是针对它的正面性），也要背上倒退复古乃至复辟的污名。

《社稷亦为民而立》发出后，南都网友有对我的批评（抑或骂）。比如第一条就指责我“你今天就是垃圾，你骨子里是个奴才，你到今天还在宣扬这套垃圾，说明你内心已经烂透了。”我不明白，今人何以对孔儒如此怨恨，以致我为儒家的正面性说了些话，就被视为垃圾。我当然理解，网友对孔儒的恨来自对专制的恨，但，孔儒和专制不是因果。尤其20世纪所形成的现代专制，更源自外而非源自儒。假如我们对现实不满，却拿古人（儒家）出气，更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古人身上，这，适足以说明我们自己的无能。

《孔子》上映，引来对孔子的热议。朋友应约写过评论，电话聊及时，彼此有差异。于是建议我看电影，也写下自己的看法。不过，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论语》可以读，电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确把以前翻过的《论语》通读一过，所谓“读新书不如温旧业”，尽管未必常温。半年过去，我犹记当时读书的感觉，如借用太史公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朋友电话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代帝王总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释，我很认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即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当然，如果细绎，孔子本人“人本”倾向大于“民本”，孔子更关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当然不是后来蒋中正意义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并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为，历代帝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

也许，这就是孔门不幸。到了20世纪，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个世纪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专制联系起来：“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孔教不但为旧政治背黑锅，而且“为了倡导民主，我们必须反对儒学”，在新文化那里，儒学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对立面。

晚间约23点前，《新京报》朋友电话，约写一则“我期待的2010年”。却之不恭，便暗自寻思，思来想去，日子寻常过，岁月天天有，有啥可期待的呢。只好叫苦，但还得硬着头皮想。想不下去，次日便短信去问，给来两条期待提示，一是就个人，一是就家国。就个人，我无所期待，何况已经过了可以期待的年龄。就家国，题目也太大，一如我个人也太小，同时我也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矫情。作业总之要交，思维却定势了，老是在个人与家国之间打秋千。正无绪时，脑中晃荡出一句古话“执其两端用其中”。好啊，这头不想说个人，那头不想说家国；那么，折中一下，就说说个人与家国之间的社会吧。

教育部1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半个月过去，《南方日报》有《教育部“给祖国母亲拜年”活动遇冷》的报道，报道称东莞市教育局表示尚未接到通知，多数学校也没有布置这道作业，不少学生更是不知“给祖国拜年”活动为何物。然而，颇富喜剧意味的是，该报道2月1日见报，东莞市教育局2月3日便向全市各校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已经放假了的中小学通过校园网参加网上拜年活动。2月4日，《南方都市报》以“教育局发文”为题特地作了报道。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近乎表演的报道禁不住发笑，太好糊弄了呀。教育部的通知已经半个月了，没有一点动作，以致学校放假，关门大吉。报纸“不怀好意”报道了一下，本来是揭示这种纯粹形式主义的表演搞不下去，但无形中让东莞成了目标。该市教育局立即马后炮向全市紧急通知，实际上是向教育部表态，我做了。但，一纸通知，后面有谁落实以及是否能落实下去，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教育部当然也知道。

清政府垮台于1911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20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和孙中山的革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满清。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20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可以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