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江苏常熟琴湖片区八百户居民突然被告知，自己尚未满10年房龄的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在15天内被收回，随之而来的就是拆迁。这次拆迁范围涉及34万平方米的土地，为的是实施“琴湖片区综合改造”工程，把这里建成常熟未来的“休闲商务区”，法律依据是“公共利益”。

　　不到十年的房子就拆迁，国人又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这对那些居民来说，无异于一场灾变。所谓民生，衣食住行，住是最需要稳定的；何况十年前的房子入住，投入了多少精力、物力和财力。十年生聚，毁于一旦。说拆就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又要过渡，又要租房，新房到手，又要重装。心力憔悴，莫过于此。我自己居住的小区，和常熟这情况一样，我很难想象，哪天一道拆迁指令下达，小区一片鸡飞狗跳，我个人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权力啊权力，你太强势，只要你一个意志，便能搞得八下不安。你不是一天到晚强调稳定吗，还要压倒一切。怎么不就想想，你要稳定，家家户户难道就不要稳定。十年一动迁，稳定又何在。家不稳，户不定，社会稳定又何来。如果居民联合起来维权，你又要动用大量纳税成本来维稳。这如同怪圈般的一幕，甚至导致一连串悲剧的一幕，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演的还嫌少吗。

　　此举不免让我想起上个世纪的人民公社，想起195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吃食堂。政府果然是全能型的政府，说不让你在家吃饭，你就得家无口粮去吃食堂。后来，吃不下去了，食堂散了。再后来，撑不下去了，公社也散了。又后来，土地承包了，虽然没有所有权。现在呢，不叫农民吃在一起了，却叫农民住在一起，美名为社区。你看这社区的名字很洋化，叫“欧美尔社区”。那么，农民能不能不住一起呢，当然不行。报道说：“诸城市政府出台暂行办法，支持农民居住向社区中心村聚集融合。”官方说支持，其实就是强制，还好像这本来就是农民的意愿。农民真是权力算盘上的珠子，怎么拨弄都行。不知原来的村落怎么不好，现在的社区又好在哪里。凭什么你灵机一动，全体农民愿意不愿意，都得住在一起。

 　民主可以说是国人的百年诉求。当年孙中山鼓吹推翻满清的“三民主义”，排列在“民族”之后和“民生”之前的“民权”，是指国民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因此与民主同义。待至后来的《新青年》，民主更是它标举的旗帜之一。以它为导引，民主不但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词汇，同时也在国人中形成了一个百年未解的情结，以迄于今。尽管民主的类型各有其品质，在政治学的区分上，甚至极权主义，也可以是民主的。但，无论如何，感谢国家，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民主”了。那么，民主的生态如何，就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为政府挣钱，说明政府要挣钱。可是，在现代政治学的框架中，政府不是用来挣钱的，因为它挣钱就堵住了民众的财路。试想，政府凭借权力生财，民众则无所凭借。两者不对等，如果一道推往市场，谁是优胜者？声称“为政府挣钱”，表明该市长缺乏起码的现代政治知识。民众需要政府，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同时也是为了进入市场时，政府能够维持公正。政府如果也想着挣钱，那么，没有第三者做裁判的市场，不可能是公正的市场。另外，政府变身为运动员，而且挟持权力强势，这只能是它垄断的市场。也许，不公正和垄断，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刻下情形。比如这位副市长的直白，其实就是公开的秘密。当他表示自己这几年很潇洒，记者问他怎样理解时，他回答“因为省、市领导都很支持我，要政策给政策，要支持给支持。”

　　作者是不赞成7.28爆炸事件直播的，这是他的看法：“就此事来讲，现场直播确实应该事先与政府沟通。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什么时候直播、直播什么内容、采访哪些人员，以及如何传递完整的信息等方面都需要媒体事先迅速谋划、慎重考虑，必须要和政府提前进行充分的沟通。”且不说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记者未必不比政府动作更快。更何况对他们来讲，新闻本身就是命令，最本真地呈现现场和过程也是他们的天职。这本是普天之下最基本的新闻职业伦理，可是，这位评论人似乎是要让新闻从业人渎职，现场报道还要按部就班地等待批示。任何事件发生，新闻生命就在于：第一是及时，第二是及时，第三还是及时。按照这位评论人，及时无关紧要，现场变成了策划，变成了做节目。节目式的新闻，我们所见多矣。然，即使节目，还可以随机采访。到了我们这位评论人这里，“采访哪些人员”，记者都不得随意。我倒想请问这位专家，7.28那天，哪些人是可以采访或不可以采访的呢？请您“慎重考虑”一下告诉我们。

《新青年》的言论自由是什么，可见该刊七卷二期上的《法律与言论自由》（陈独秀）。如题，该文谈的是言论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推出的观点是“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因为“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限制，那便不自由了。”

当新文化运动被后人美化为启蒙运动时，我们至少可以考量，他们自己蒙不蒙，以及他们到底给当时的激进青年启了什么蒙。两三年前，笔者根据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判断，随手写过这样的“启蒙谣”：启蒙启蒙，以蒙启蒙。蒙而未启，历史走错了房间。何谓以蒙启蒙，这里《新青年》谈论的法律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就是一例。

“挑唆别人闹事、罢工的人，应当受到严惩”，广东佛山一位港澳政协委员上交提案，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法规严惩这些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人。对此，佛山市人社局负责人回应，称佛山市正加快出台对停工事件的处置预案。他透露，目前也确实发现个别人在业内不同企业经常挑头闹事，甚至煽动员工采取过激方式“维权”，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并将研究对策。

提案者是一位企业老板，属于资方。应答者代表政府，他的倾向已经明确。这里没有工人的意见，但意见可想而知，肯定反对这方面的立法。看起来这里是三方，但，政府方因其有GDP的诉求，其利益较为靠近资方。上面那个态度，多少说明问题。笔者本人从来没有注意过劳资问题，但因为利益无涉，是个纯粹的第三者。写下这个题目，是想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尝试着看看这样的立法是否可以。

法治国家，法是用来保障权利而非禁止权利。这是定则一。但一个权利主体可以侵害其他主体，这时静止的法律就要动起来，按其侵害程度予以追究。这是定则二。罢工是否可以立法，首先在于罢工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权利。如果可以，就不宜事前立法而禁止。这符合定则一。但如果工人在行使该项权利时造成对资方的侵害，那么，法律当然需要追究。这符合定则二。在这里，定则一比定则二更优先也跟重要，它直接关涉立法的提案是否能在上位法那里说得过去。

　　据报道，当那位分局政委连声误会时，在场者就有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老百姓就可以打了？”这是对误会很精彩的批驳。该报道最初缘于网贴，发帖人的评论也深中肯綮：所谓误会，无非三点：“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因此，这件事不是错在打人，而是错在打错人。如果此妇不是省委高官的家属，打也就打了。非但不存在误会，而且还能找到正当理由。这理由的正当，不妨到它邻省的一则报道中去寻找。

就我最近的时评中，批评过当权者要求维权人“依法维权”，也批评过为政者把举报人软禁起来，声称这是帮助他“学习法制”，还见过一些地方要求教师上课要“依法从教”。看起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重法，法治甚至可以早日期待。其实不然。最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有一篇官方人士杨建平（中共中央办公厅）谈法治民主的文章（刊发在若干年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觉得这里的观点有明显的认知性舛误，而且沿袭至今。也正因为法治民主被如此误解，才会出现“依法维权”之类非法治的表述。

杨文的题目是《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该文指出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不同，即西方民主是“自由民主”，中国强调的是“法治民主”。那么，什么是法治民主，“它的简明涵义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强调法治对自由的约束。法治民主强调社会稳定是发展民主的前提，强调法治对自由的规范，强调政府管制的有效性……，这与自由民主以充分的个人自由为民主发展的前提有所不同。”